柳斋兰亭考

第五章 《兰亭序》能不能“悲” 在今本《兰亭序》文中，有一段表现悲观情绪的文字。即从“夫人之相与”至“悲夫”一段，凡百六十七字。此为《世说新语·企羡篇》三刘注引王羲之《临河序》中所无，遂成为《兰亭序》真伪争论的一个焦点。由于这一段文字的内容相当悲观，与《临河序》和兰亭集会参加者所作的兰亭诗相比，在情绪基调上显得不相和谐，因此有人推测此一段文字乃为后人附加。因为《兰亭序》文中有这样一段涉嫌“悲”的文字内容，早在宋代就有人作为《文选》不收录的理由提出来了。近代主张此观点者为郭沫若，他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中，是将此段文字作为证明《兰亭序》为伪作的证据提出来的。郭文发表以后，赞同郭氏观点的论文遂相继出现。 众所周知，*先提出《兰亭序》中“部分伪作”说者，是清末李文田，他根据《兰亭序》书体、与《金谷诗序》体例比较及《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文方法等三点加以质疑。郭论则又在李说基础之上，增加了这一悲观情绪说（略称“悲观说”），并据以证明《兰亭序》在内容方面也很不自然，怀疑乃为后人添加的伪文。 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以上有专文已经讨论，在此不赘论。需要说明的是，在此只是愿借《兰亭序》中的诉悲现象，作为考察此现象的切入点，意在探究自后汉至魏晋以来，中国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诉悲现象的本质，兼证郭氏的“悲观说”之不能成立。由于郭论已经超出《兰亭序》真伪范畴，牵涉到王羲之性格评价以及魏晋文学特质等重大问题，因此需要予以详论辩之。为了便于参考，兹将郭氏文中有关悲观论的部分节录：“……至于《兰亭序》所增添的‘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实在是大有问题。王羲之是和他的朋友子侄等于三月三日游春，大家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一点也没有悲观的气息。……就这两首诗（王羲之兰亭诗）看来，丝毫也看不出有悲观的气氛，……即使说乐极可以生悲，诗与文也可以不必一致，但《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既没有新亭对泣诸君子的‘山河之异’之感，更不适合乎王羲之的性格。……王羲之的性格是相当倔强的，《晋书》本传说他‘以骨鲠称’。他是以忧国忧民的志士自居的。……王羲之的性格就是这样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在郭氏看来，王羲之等人在兰亭盛会这样一个欢快时刻，怎么会突然悲伤起来了呢？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认为王羲之的性格，亦应与“悲哀”情绪无缘。郭氏此说存在明显的主观片面性。诚然，欲探讨《兰亭序》文中所表达的悲观思想，必须结合当时的哲学、思想、宗教、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历史背景，作综合性的考察，这样才能得到比较客观的结论，但本论不拟在这些方面展开讨论。这是因为： **，关于哲学、思想、宗教、生活等方面，迄今为止已有很多相关研究成果问世，若无新的见解，则没有赘论之必要。 第二，就文学方面而言，与《兰亭序》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大部分的论述仅限于一些固定论题的讨论，如上文讨论的《兰亭序》为何未被《文选》收录等问题，而对于《兰亭序》作品本身，尤其是“悲哀”情绪问题，则很少见有专门的讨论。 有鉴于此，本文专从文学史的角度，就此问题予以论证。 （一）汉魏两晋南北朝文学中的“悲哀”情绪 《兰亭序》不仅是一篇曲水宴会的文字记录或诗文集序，也是一篇文学作品。据《世说新语》企羡篇三记“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可知王羲之是把它当文学作品看待的，故闻有人拿它与《金谷诗序》比，喜悦不已。既然《兰亭序》属文学作品，那么就应该将其置诸汉魏两晋南北朝文学中，探讨其中的“悲哀”情绪。首先，我们简单考察一下文学作品中倾诉“悲哀”现象。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以“悲哀”为主旋律的*早作品应属《楚辞》。屈原（约前340—约前277）遭到贬谪，在《离骚》等作品中寄托了对楚国命运的忧虑、倾诉了自身遭遇的悲叹。正如他咏叹的“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那样，“悲哀”之情贯穿于整个作品之中。屈原除了《离骚》外，在其他的作品中也频繁出现叹悲吟哀的词句，如《远游》“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等之类，悲哀之情无处不有。任何时代都有屈原这样人生遭遇的人物，而屈原将哀恨之情以文学的形式作了倾吐。汉代司马迁（前145—约前87）基于自己的不幸遭遇，有感于屈原的命运，在《报任少卿书》中发出了“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感叹。这些对后世士大夫文人的人生观及其文学作品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屈原的“悲哀”还有不少令人积极向上的悲壮色彩的话，那么到了宋玉时，其气魄明显减弱。宋玉作品中寄托的那种忧愁感伤之情，发自个人生活感受，与现实社会关联不大。如《楚辞·九辨》中所言的“中恻之凄怆兮，长太息而增欷”“悲哉秋之为气也”之类。尽管如此，其中“悲哀”的主旋律并未发生变化。总之，《楚辞》较之于上古的民间文学《诗经》等，“悲哀”的倾向十分显著，以至于*终发展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文学中的一支主流，对中国文学发生了深远影响。唐柳冕（？—805）在《与徐给事论文书》中说“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b，诚为的论。屈、宋这类吟咏个人感伤细腻的“悲哀”之作，从此以后就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文学作品的一个永恒主题。 西汉时期，尽管偶尔也出现过一些像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大风歌》那种气势雄壮的作品，但不久之后，如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秋风歌》的“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奈老何”之类感哀情怀就将之替代并占据了主导地位。纵观两汉辞赋及《乐府》，此类抒发感哀情怀者，比比皆是。汉末至魏晋时期，文学作品表达“悲哀”情感十分盛行，“悲哀”就像一曲不变的咏叹调，不断地被人们歌赋吟咏。 那么，这种现象的产生以及持续不衰的背景和原因何在呢？ 伴随着生死问题而盛行的悲哀情绪 《兰亭序》中有“悲哀”情感不足为怪，因为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议论“生死”问题的文字很常见，而且这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应与汉末魏晋时期的哲学、宗教以及思想密切相关。在那个时代，“生死”问题是一个非常切实的人生课题，所以特别为人们所关心和议论。而对于文人来说，这又正好是一个文学上的新命题，故很自然地将其反映在当世的文学作品之中。关于《兰亭序》所发的“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那一番议论，不论是否出自假托，其所流露出来的情绪，与当时的文学、思想界的氛围相符。汉末以来，文学内容多与“生死”问题挂钩，两者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下来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 《文选》所收“古诗十九首”中有：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从上不难看出，作品内容中引人注目的就是对生与死的感叹，充满了悲观色彩。三国时代著名的文学代表人物的作品中，也同样如此。例如： 曹丕（187—226）的《善哉行》：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 曹植（192—232）的《送应氏》： 天地终无极，人命若朝霜。 曹植《赠白马王彪》：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嗟令人悲。 孔融（153—208）《杂诗》： 人生有何常，但悲年岁暮。 王粲（177－217）《七哀诗·荆蛮非我乡》： 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阮籍（210－263）《咏怀》诗云： 朝为媚少年，夕莫成丑老。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攸攸。 按，南朝梁钟嵘（约468－518）《诗品》曾谓“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刘湛诗，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他说王粲的作品直接影响到晋人。即使性格慷慨达观的一世英杰曹操（155－220）亦在《短歌行》中咏叹道：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诗中感叹的人生若朝露，去日苦多之类的悲情，与上引作品相比，其旨趣并无不同。这些作品的内容一般都涉及诸如人生无常，生命短促，人是何等脆弱之类的议论，它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生死问题的重视。“悲哀”之情是魏晋时期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约465－520）以“辞不离于哀思”c，归纳曹操《苦寒行》和曹丕《燕歌行》等诗的特点，是很有见地的。 晋代诗文中议论“生死”的风气更炽，悲观色彩也愈加浓厚，到了凡为文字必陈悲诉哀的程度。试举几例如下： 陆机（261－303）《长歌行》： 兹物苟难停，吾寿安得延。 陆机《门有车马行》：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 刘琨（271－318）《重赠卢湛》： 时哉不我语，去乎若浮云。 谢安（320－385）《与士遁书》： 人生如寄，顷风流得意之事，怠为都尽。 郭璞（276－324）《游仙诗》： 借问蜉蝣辈，宁如龟鹤年。 陶渊明（365－427）《饮酒二十首》：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 类似例子举不胜举。魏晋是佛、道两大宗教并行大盛的时代，宗教的因素无疑对“生死”问题的讨论起到了极为强大的促进作用，因而再度唤起了士人对人生永恒主题的强烈关注，并以各种方式感叹生命的短暂，表达对死亡的恐惧。为了缓解生活中存在的烦恼和恐惧，文人士大夫饮酒、服药以致佯狂以逃避现实。他们也通过文学作品排遣悲伤情绪，寻求慰藉。在汉末魏晋时期的诗文中，悲、哀、伤、痛的情感流露随处可见。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有些作者赋诗作文时，即使未感悲哀，也要强说悲哀，照例敷衍，诉悲言哀，如同时调。 其实文学作品不论古今，在任何时代都有喜、怒、哀、乐，故“悲哀”本来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但是，若无真情、无悲无痛而故作呻吟之状，则是矫揉造作。汉魏两晋的多数作品追求所谓“以悲为乐”“垂涕为贵”的表现效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特现象。那么文学中的尚悲情结又是如何产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