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 从王政到共和

贵族共和国 罗马君主制度的消失使平民的生活也随之恶化——之前国王的权威一直与贵族的权力相互制约。而当贵族阶层全权统治大会的时候，平民阶层将不再受到任何保护。在罗马王政时代的头几年，行政官、祭司和法官都是贵族，但由于缺少成文的法律，暴力和滥权得以披着法律的外衣大行其道。而与此同时，罗马外部的敌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力量上，都在成倍地增加。罗马人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与伊特鲁里亚人、耶克人和沃尔斯克人的不断战斗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奴隶被解放以及越来越多的拉丁移民涌入，贵族阶层不再占据主导，而军队中原先属于贵族的职位，也不得不被下放给平民阶层。故而贵族阶层有意利用人民的力量来强化自己的权力，但平民在为罗马的存亡而斗争时所贡献的力量、所消耗的财产越多，就越能意识到自己的权利。 罗马从来没有制定过书面上的宪法。罗马政府是一系列事件发酵、演变的产物—在此期间，立法者不断地根据具体事件调整行政机关使其能贴合实际情况。在国王被驱逐之后，罗马即刻变得四分五裂并充满了潜在的冲突：伊特鲁里亚的拥护者需要面对驱逐他们的煽动者，塔尔奎尼家族的捍卫者则需要提防波西纳的盟友，后者希望融入由拉齐奥的反分裂主义城市组成的拉丁同盟。不难想象，在这样的混乱中，不同的氏族*后只好缔结一系列条约以避免更大的灾难。 君主制的废除是贵族阶级的杰作。自然而然地，新政权是贵族阶级对阵平民阶层时所取得的胜利的直接产物，而罗马*后几位国王的权力的基础就是平民阶层。因此，贵族阶级保留了行政官（magistrature）的主权，也捍卫了宗教的尊严。罗马不再是一个由放牧人氏族所构成的社群（每个氏族由一位父老带领，后来单一氏族演变成了多个氏族，负责氏族间事务的机构就是元老院）。两位行政官成为新政府的首脑，新政府也有了个新的名字—“共和组织”（Res publica）。两位行政官的权力与从前的国王相同，但他们任期只有一年，并且必须以合议的方式行使自己的职权—完全避免新的执政模式向暴政或专权偏移。 至于行政官的数量和名字，则一直是个谜。共和国建立之初，公元前509 年至公元前508 年，罗马共和国似乎只有一个行政官，被称为*高裁判官（Praetormaximus）。他负责在没有国王的时期[ 王位间隙期（interregnum）] 担任伊特鲁里亚时代军队的*高长官和旧日君主制中的临时行政官[ 临时摄政王（inter-rex）]双重职务。不过，该职务迅速被两位行政官取代了，并且十分暧昧的是，行政官的称呼也变为执政官（consul）。 执政官不仅负责指挥军队，也负责司法和财务事务。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了辅助他们履行职责的辅助行政官——裁判官（préteur）和财务官（questeur）。同样出现了一个临时的行政官职位独裁官（dictateur），由一名执政官根据元老院的提议任命以应对极端危险的状况。这位独裁官的任期不超过六个月，但在任期内他享有绝对的权力，他的决定也不容置疑。一旦一位独裁官被任命，任何其他行政官和公职人员都不再享有特权，必须像听命于一个国王一样完全听命于这位独裁官。独裁官会像旧日的国王一样，指定一位骑兵长官（magister equitum）。实际上，独裁官和君主的区别，仅是前者的任期短以及不可能任命继任者。 新共和国的元老院和君主制时期的元老院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只不过从前的元老院辅佐国王做决定，而现在他们成为执政官的顾问罢了。[19] 为了重拾行政官的权威，罗马人引入了两个词——“权力”（potestas）和“绝对权力”（imperium）。**个词表达了在定义明确的领域中履行特定职能的能力，而第二个词则用来形容战争时期指挥官的权力总和[ 军事绝对权力（imperium militae）] 或人民代表国家授予行政官的权力总和。军事权力*初只会授予两位执政官，这两位执政官同时兼任军队*高指挥官，负责战时的民事及刑事司法事务。他们在和平时期也会承担一部分司法事务，其中包括逮捕并审判任何公民，以确保军队的公共秩序和纪律。 作为军事*高指挥官，执政官可以向任何一个没有缔结同盟条约的民族宣战，也可以按照他所希望的任何条件签署和平条约，不过，就这个方面来说，人民的批准在后来也变得不可或缺。执政官同时负责募兵，因此，在组建军队的过程中，一位执政官在评估一个人的权利及义务时，人口普查的数据、个体的财务状况是不可或缺的基础。一位执政官可以征收战争贡品，并根据共同的利益自由地分配战利品，还可以召集人民或元老院成员共同商议公共问题或征询建议，同时向所有公民下达不可违逆的命令。 从我们的角度看来，执政官似乎代表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除非执政官主动提出，否则无论是元老院还是人民，都无法参与政府的工作，任何不是由执政官召集的元老院会议或大会都是非法的。上述的事实表明，贵族阶级尽管废除了君主制，但也清楚地意识到保留一个权威至少与国王等同的国家首脑的必要性—这样既能够保证国家的统一，又能保证在防范或面对威胁国家存亡的危机时能迅速地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看到如此巨大的权力从一个行政官的手中流向另一个以个人意志为主导的机构中，贵族阶级还要防范任何形式的寡头政治的固有风险。解决办法便是，他们将执政官的任期设为一年（年度性），并推行了联合执政的制度（合议性）。得益于**项举措，执政官的权力受到了时间限制，与此同时，政府的活动由于有了元老院的指导而能有条不紊地、毫不间断地进行（元老院实行成员终身制，成员基本上都是前执政官）。而第二项举措带来的好处便是，倘若其中一位执政官的行为没能得到另一位执政官的批准，那么这项行为将被废止。年度性和合议性这两项基本原则和贵族阶级的利益是如此地契合，以至于贵族把这两项原则应用到几乎所有的任命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