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秦汉律令法系研究续编

　　或许也可以揭示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尽管多是司空见惯的旧资料，转化研究视角，旧资料未必不能生发出新问题、新意义。所以，首先拟结合秦汉时代的司法案例，指出文书中可能存在的虚与实；然后，剖析司法审判中的职能分工，揭示哪个环节容易出现问题；*后，以“深文巧诋”为核心，分析影响文书虚实的因素。　　**节司法文书的虚与实　　在此，拟从秦二世对故丞相李斯的审判人手，切入话题。　　秦始皇病逝于巡行途中，赵高、李斯结盟而促成沙丘之变，始皇子胡亥即位为二世皇帝；此后，李斯在争权中落败，下狱，二世将之交由赵高案治。赵高给李斯父子所定罪名为谋反，宗族成员及宾客均被收系。为逼迫李斯认罪，使用刑讯逼供，在无法忍受刑讯之痛的情况下，李斯不得不“自诬服”，亦即虽无辜而承认谋反罪。赵高又使用伎俩，安排自己的宾客十多人假冒御史、谒者、侍中，相继到狱中审问李斯，此时的李斯如实以对，否认谋反罪名，反被这些人刑讯，以致二世派人验问时，李斯以为仍如此前情形，不敢如实以对，继续自诬犯下谋反罪。史书记载：　　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日：“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①按，所谓“辞服”，亦即认罪；所谓“奏当”，即奏呈判决书。由二世“喜曰”的传神记载。不难揣测判决书的内容：经过审讯，李斯承认犯下谋反罪，证据确凿，罪刑明白，死不足惜。　　对于李斯下狱的故事，或偏重于文本分析而指出其虚构性，或以审判为中心而考察诉讼制度，自有其精妙处。②那么，基于文书本身而就“奏当”提出假设，亦即，这份“奏当”文书千百年后被重新发现，是否就应该相信文书记载的内容呢？不论是审判程式的完备性，还是嫌犯承认所犯下的罪状，无疑会引导我们相信文书的记载，一如秦二世对于判决书的态度——赵高向秦二世传授过书写、治狱、律令等知识，想必清楚如何写作文书而不使人生疑。今天，我们有了太史公的记载而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当然可以毋庸置疑地指出“奏当”文书的不可信；不过，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佐证时，我们恐怕很难质疑其可信性。读者不是诸如于公或史猷之类的人物，明察秋毫也并非是人人可以为之的。　　武帝中晚期，或昭帝时代，东海郡人于公，先为县狱史，①后为郡决曹，断狱以公平着称，凡为其论狱之人，叹服其公平而心无不满，被生立祠庙而受祭祀。他因一桩孝妇“杀人案”辞职。东海有一孝妇，年少守寡，没有子嗣，勤谨奉养婆婆，不肯听从婆婆之命再嫁。婆婆担心拖累儿媳，自尽。其女儿却向官府告发孝妇杀母，故被收捕，系讯，孝妇自述并未杀人。县吏验治之下，孝妇“自诬服”。县级死刑“具狱”文书需奏呈郡守府，经由郡守府覆案、确认后，还要呈报朝廷批准而后行刑。在覆案这个环节上，于公认为孝妇赡养婆婆十多年，以孝闻名，一定不会杀害婆婆。太守听不进于公的意见，于公怀抱“具狱”文书痛哭，因病辞职。太守*终以杀人罪定案，孝妇含冤而死。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