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资管:中国资管业的十倍路径

**章 增长模式转变是超级资管产生的本质 与全球经历同样增长路径的国家相比，中国除了长期维持较高增速外，还有不少独特性，其中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出现。 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上升是重合的，这就是俗称的“人口红利”。这个指标一般由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比来表示（其倒数被称为总人口抚养比）。比例越高，经济中的劳动力供应越充足。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年达到*高点，其后一路下行。这主要是由低生育率造成的。 在政策和经济的双重影响下，中国总和生育率不断下行。20世纪60年代是生育高峰期，80年代中期开始，生育政策进一步收紧，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近几年生育政策逐步放松，但并未扭转生育率低迷的现象。国际经验也表明，生育率随着经济发展而呈现下降趋势，且难以扭转。 人口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结果就是“未富先老”，人口结构提前老龄化。相比其他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中国在老龄化来临之际，还处在中等收入水平。从201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算起，到2023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可能要花13年，而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同样，在城市化方面，中国也远远落后。201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快速消退，其下降的速度是*明显的。相比较而言，印度将在2040年，菲律宾将在2050年达到人口红利的峰值。而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相比，在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却相对较低。这就是所谓的“未富先老”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对人口老龄化的关注有所提升，但忽略了人口政策潜在的红利机会。政策红利体现在中国人口教育程度不断提升，人口红利从“数量”转向“质量”。1999年开始，中国高校进入扩招期，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出现井喷式增长。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快速增加，以及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留学人员的回归，中国高等学历人数在全部劳动人口中的占比持续攀升，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1.37%（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上升至2018年的6.64%（中国统计年鉴抽样数据）。从趋势上看，中国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在劳动人口中的占比预计每年将有1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 在教育、研发、创业创新大潮的驱动下，高校毕业生积极投入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中，促进了中国向高端制造等产业的转型。招聘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刚通过职业证书考试的消防工程师、工料测量师和工程造价师的年收入在12万~15万美元，而中国相关职业从业人员的年收入约20万元。在同等劳动质量的前提下，中国高素质员工要求的薪酬回报更低。中国有更多相对低成本、高素质的工程师，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企业将更多研发费用投入产品创新过程，实现企业更高质量的成长；另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制造业相对于东南亚、南亚地区，有更好的劳动力素质和产品质量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