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与现代化发展研究

　　《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与现代化发展研究》：　　4.西方自由主义之“用”及其与儒学的对话　　自利玛窦入华以来，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思潮开始进入中国思想界，由此展开了与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长期的对话与交融，这种对话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日益成为“文明对话”的重要话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积极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基督教已然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与此同时，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传人中国思想界，成为不可忽略的一种文化观念形态。　　西方自由主义主要指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大致产生于西方近代启蒙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形成而产生。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经济领域，反对公有制，宣扬彻底私有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主张完全市场化。在政治领域，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主要包括多党竞选、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军队中立化与国家化等制度性内涵。在社会领域，宣扬西方的“公民社会”，认为在社会领域里个人权利至上，国家不得干预；以“体现公民主体性”“减轻政府执政成本”为借口，主张实行西方式的“小政府、大社会”；称中国建设公民社会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实现宪政民主的基础、推进基层社会管理的“良方妙药”。在价值观领域，宣扬“普世价值”，称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是超越时空、超越国家、超越阶级的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普世性”、永恒性。　　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门大开，并且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趁机而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西方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文化支撑，代表的是当代欧美发达国家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所遵循的基本理念。港台新儒家以“返本开新”为思想出发点，“开新”乃是回应民主与科学的诉求，也包含着对现代“自由”价值观的接纳。现代新儒家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会通，以张君劢的“自由观”为代表，开启了二者对话的先河。对话的内容必然包括对以下问题的思考：**，儒学在基本精神上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如个体主义）相冲突还是相融合？第二，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在现代性概念上（如“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等问题上）存在着哪些分歧？又有着哪些相同点，可否达成某种“重叠式的共识”？第三，儒学能否为21世纪的中国提供现代性的制度建设理念？或者说中国的现代性的制度建设能否离开儒家，或者离开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等等。　　无论学者们持有何种观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已大踏步进入现代化发展新时期，必然面对“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现代性的生活方式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已然是普遍性、全球性的存在，它既塑造了西方，也塑造着中国。“中国在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自然需要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生活境遇融合，形成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文化一直就有“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而儒学是一个有着强大生机活力的文化基因或文化酵母，它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完全有能力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挑战。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只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参照”或者“他山之石”，而不能是“标准”，换句话说，在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支撑中，西学仅能处于“用”的地位，而不能是“体”的位置。我们所说的“西学为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批判地吸收，并且这种外来的文化为我们的文化所接纳和消化，内在地融合成一种更高形态的文化。马克思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揭示出它们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罢了”。所以，我们主张“西学为用”，不仅仅是吸收西方自由主义的合理成果，还包括其他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优秀成果，真正平等地看待世界上的一切优秀文化，这完全不同于西化派的“欧洲中心主义”或“美洲中心主义”，是更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创造性融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