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译丛046:风雨横渡:英国、奴隶和美国革命

“英国·自由”的希望 乔治三世（George III）的军队在约克镇（York）向华盛顿将军投降十年之后，英国·自由（British Freedom）还在北美坚持着。同西庇阿·耶曼（Scipio Yearman）、菲比·巴雷特（Phoebe Barrett）、耶利米·皮吉（Jeremiah Piggie）、斯玛特·费勒（Smart Feller）等在内的几百人一样，他正在普雷斯顿（Preston）——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东北几英里处的一个小镇——附近的贫瘠土地上讨生活。 就像普雷斯顿的大部分人那样，英国·自由也是黑人，出生在某个较为温暖的地方。可现在，他成了一介贫民，困在蓝云杉林和大海之间那个飞沙走石的角落里。不过，英国·自由要比大部分人都幸运。因为他的名下有四十英亩地，以及一英亩半被哈利法克斯的律师助理欣然称作“城镇地皮”的土地。那里看起来不像是个镇子，只是一片空地中间立着几间简陋的小屋，几只鸡趾高气昂地转来转去，偶尔还有一两只浑身是泥的阉猪。有些人设法搞来了几头牛，把地上光秃秃的灰石头清理干净，种上了一片片的豆子、玉米和卷心菜，然后同建筑木材一起拉到哈利法克斯的市场上去卖。但就算那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人——以普雷斯顿的标准来衡量——也经常得跑到野外打两只环羽松鸡，或者去村子南边的咸水湖上碰运气。 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不光是活命。英国·自由和其他村民在坚守的，除了新斯科舍的一隅，还有一份承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把承诺打印出来，让英国军官代表国王本人签了字，说持有者某某某可自由去他或她想去的任何地方，从事他或她选择的任何职业。这对曾经为奴的人来说意义重大。而国王金口玉言，当然不可能反悔。“黑人先锋连”及其他人用他们在美国战争末期的忠诚服务，换来了两份价值难以想象的恩赐：自由和土地。他们告诉自己，这是他们应得的。他们干的是*险、*脏、*累的活儿：在美国人中间当过间谍；在佐治亚（Georgia）的沼泽里当过向导；在危险的沙洲里当过船只领航员；在查尔斯顿的护城墙上当过工兵，身边不断有人被法国的加农炮炸得缺胳膊少腿。他们挖过战壕；埋葬过浑身是痘的尸体；给军官们的假发扑过粉；还曾敲着军鼓机智地行军，带领兵团在灾难中进进出出。女人则煮过饭、洗过衣、照顾过病号，给士兵身上的伤口涂过药，还要努力保护子女们不受伤害，其中一些还打过仗，当过南卡罗来纳的黑人骑兵和哈得孙河上的国王死忠水兵团伙，还做过黑人游击队员，袭击新泽西的爱国者农场，能抢什么抢什么，蒙主保佑的时候，甚至还俘虏过一些美国白人。 所以，他们有功。所以，他们被赋予了自由，其中一些还得到了土地。但因为土壤贫瘠、乱石遍地，大多数人黑人都没办法自己清理、耕种这样的土地，所以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只得受雇于白人保皇党。而这就意味着煮更多饭，洗更多衣，在餐桌旁伺候更多人，给更多的粉嫩下巴刮胡子，为了修路造桥而凿更多石头。可他们还是负债累累，有些人痛苦得无以复加，止不住抱怨他们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另一种奴隶制，就差名称不同。 但名称还是有意义的。英国·自由的名字就表达了很重要的东西：他已经不再是供人买卖的财产。尽管荒凉、艰苦，但普雷斯顿不是佐治亚的种植园。其他普雷斯顿人——德西莫斯·墨菲（Decimus Murphy）、凯撒·史密斯（Caesar Smith）——获得自由后，显然还保留了自己的奴隶名。但英国·自由出生或者被买来时肯定叫别的名字。在1783年，共有三万名保皇党（黑人白人都有）分八十一批坐船从纽约去了新斯科舍，而他可能就在某一次航行中，把原来的名字像脚镣一样甩掉了，因为在《黑人名册》（Book of Negroes）中——里面记录着所有男女自由人的名字，他们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人叫英国·自由这个名字。毫无疑问，有些人改了名字，以反映自己的新身份：如詹姆斯·拉戈里（James Lagree），他曾经是查尔斯顿的托马斯·拉戈里的私人财产，去了新斯科舍后，把名字改成了解放·拉戈里（Liberty Lagree）。当然，英国·自由也有可能是在早期的某次保皇党大转移中——1776年从波士顿（Boston）或者1782年从查尔斯顿——去了新斯科舍。在战争结束和英国舰队离开之间那可怕的几个月里，美国的种植园主曾努力搜寻逃跑奴隶的下落，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避免被发现而改换了姓名。英国·自由可能更进一步，给自己取了一个同时还可以表达爱国自豪感的假名。但无论他走的是哪条路线，无论他此刻在承受什么样的磨难，英国·自由给自己选的名字，都宣扬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信念：将非洲人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更有可能是君主立宪制的英国，而非美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制国家。尽管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曾把美国的奴隶制归咎于“基督教国王”乔治三世，但英国·自由这样的黑人对国王却不是那么看的。恰恰相反，国王是敌人的敌人，所以是他们的朋友、解放者和捍卫者。 视英国国王为恩人的传统由来已久。比如1730年在新泽西的拉里顿县（Raritan County），一场奴隶起义的计划被发现后，一名黑人告发者对一个叫雷诺兹（Reynolds）医生的人说，起义原因是“一群恶棍”违抗“乔治国王让纽约总督解放他们的积极命令”。 三十多年之后，那些被公然排除在美国自由的庇佑之外的黑人曾嘲讽“他们在这个国家所谓的那种自由”（塔沃斯·贝尔［Towers Bell］语）。在战争结束时，贝尔以“真正的英国人”署名写信给英国军队的领导，说他从英国被强掳到巴尔的摩（Baltimore）“卖为奴隶，在这个造反的国家遭受了四年*可怕的野蛮行为”。现在战争结束了，他别无所求，只想回到“亲爱的故乡英国”。 成千上万的非洲裔美国人，尽管很清楚英国人在奴隶制的问题上远非圣人，但依然坚持非理性地相信英国式自由。到英国法庭在1800年明确裁定奴隶制不合法之前，新斯科舍一直有奴隶和自由黑人，英属加勒比地区更是有成千上万。但即便如此，1829年，早期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之一、非洲裔美国人大卫·沃克尔（David Walker）还是在波士顿发表了他的《告世界有色公民书》（“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宣称“英国人”是“有色人种在地球上*好的朋友。虽然他们曾经多少压迫过我们，而且现在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上建立了殖民地，严重压迫着我们——但撇开这些不说，他们（英国人）为改善我们的状况所付出的努力，是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的一百倍”。相比之下，那些美国白人故作虔诚信教之态，伪善地呼喊着空洞的自由口号，所以被他冠以*卑鄙的虚伪恶名。而英国国会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在1834年正式生效，以及英国皇家海军一直在非洲西海岸追剿贩奴船只，更有利于这种英国人待非洲人很仁慈的慷慨评价。1845—1847年间，黑人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到英国进行巡回演讲，批判美国奴隶制度的邪恶时，便附和了沃克尔的恭维，将“英国人”视作解放者。后来的1852年，他又在独立纪念日的演讲中自问道：“7月4日国庆日对奴隶有何意义？”然后自答曰：“你们崇高无比的独立，仅仅揭示了我们之间无法估量的距离……你们可以欢庆，但我必须哀悼。” 英国是否有资格称得上在所有民族和帝国中拥有*开明的种族观念？实话实说，这个问题有待商榷。比如在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期间，英国的政策和英国人就更倾向于支持蓄奴的南方邦联，而非北方的联邦政府，原因则主要是为了遏制共和国气势汹汹的扩张。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在革命战争期间，确实有成千上万被美国南方奴役的非洲人将英国视为他们的拯救者，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险奔赴皇家军队的前线。因此，要还这个惊人史实一个公道，就必须从全新而复杂的角度，来讲述英美两国在革命期间和之后的冲突历史。 诚然，有很多黑人听说或读到爱国者的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后，虽然心中有所怀疑，但还是愿意相信他们。因此，如果说那边有一个英国·自由，那么这边就会有一个迪克·自由（Dick Freedom）——和一个杰弗里·解放（Jeffery Liberty）——在康涅狄格（Connecticut）的兵团为美国打仗。黑人曾在康科德（Concord）、邦克山（Bunker Hill）、罗德岛（Rhode Island）以及*后的约克镇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战捐躯（在约克镇战役中，他们还被安排到了*前线，但这到底是赞扬他们的勇气，还是把他们当成了无足轻重的牺牲品，我们不得而知）。在新泽西发生的蒙茅斯战役中，交战双方的黑人军队相互残杀。但其实，直到英国开始在1775年和1776年声势浩大地征募黑奴之前，各殖民地（包括北方那些殖民地）的议会，以及它们组成的大陆会议，都不愿意让黑人参军。比如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便很有代表性，禁止疯子、傻子和黑人参加该州的民兵组织。1775年秋天，那些已经在爱国者民兵组织服役的黑人被勒令退伍。在剑桥（Cambridge）的营地，乔治·华盛顿虽然听到了其他军官和平民代表的强烈反对，但却不愿意放走那些黑人志愿兵，于是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大陆会议来决定。不出所料，在大会上，爱德华·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等南方代表对于武装黑人奴隶的强烈恐惧，盖过了对黑人服役的冷淡感谢。就连武装的自由黑人也是个麻烦。我们敢相信他们不会把造反的种子播撒到那些黑人奴隶中间吗？1776年2月，会议指示华盛顿，现有的自由黑人可以留下，但不要再征募新人了。当然，该会议创建的大陆军则完全禁止黑人奴隶参加。 相反，1775年11月7日，弗吉尼亚*后一任英国总督、邓莫尔伯爵约翰·默里却在皇家海军“威廉号”上发表宣言，斩钉截铁地承诺，所有逃离叛军种植园的奴隶到达英国前线，并在军中担任一定职务后，都可以彻底获得自由。这个承诺更多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人道主义动机，有一个能活着看到诺言兑现的英国·自由，就有更多的人会遭到无耻的背叛。不过，这种机会主义策略也带来了一些好处。邓莫尔伯爵的承诺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认可和豪将军（General Howe）、克林顿将军的重申（他们扩大了有权获得自由之人的定义，将黑人女性和儿童也包括进来），传遍了奴隶世界，很快，成千上万的黑人便行动起来。在黑人奴隶的眼中，美国独立战争的意义完全被颠覆了。从1775年春天到1776年夏末，那场被吹嘘成解放的战争，在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很多地方，成了一场为延续奴役制度而打的战争。这之中的逻辑歪曲到了有悖常理的程度，但人们又对之习以为常，连乔治·华盛顿都将承诺解放奴隶和契约劳工的邓莫尔伯爵说成是“人权的头号叛徒”，而那些致力于维持这种奴役状态的人却是为自由而战的豪杰。 对于黑人而言，“英国人要来了”这条消息给了他们一个希望、庆祝和行动的理由。比如，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一位路德派牧师亨利·梅尔基奥尔·米伦伯格（Henry Melchior Muhlenberg）就很清楚这一点，他曾写道，黑人“心中暗自希望英国军队会打胜仗，因为那样的话，所有黑奴都将获得自由。据说，这种情绪普遍存在于美国的所有黑奴中”。偶尔，真话也会从爱国者的诡辩护甲中戳出来。比如1775年12月，隆德·华盛顿（Lund Washington）在给远房堂兄乔治写信时就曾说，黑人和契约劳工正在飞速逃离华盛顿家的庄园，“要是他们觉得自己有机会逃跑，就没有一个会不愿意离开我们……自由的滋味太甜了”。 各位国父对于自家奴隶的失踪情况直言不讳，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中有很多人都遭受了严重的个人损失。比如，托马斯·杰斐逊虽然曾试图在《独立宣言》中加入一段抨击奴隶制的内容（被大陆会议删去了），但在1781年春季的几个星期中，他也损失了三十名家奴，当时康沃利斯侯爵的部队离杰斐逊的庄园蒙蒂塞洛（Monticello）不远。杰斐逊认为，至少有三万奴隶逃离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企图前往英军前线——这一数字与本杰明·夸尔斯（Benjamin Quarles）、加里·纳什（Gary Nash）、西尔维亚·弗雷（Sylvia Frey）、艾伦·吉布森·威尔逊（Ellen Gibson Wilson）、詹姆斯·沃克尔（James Walker）等大部分近代历史学家的判断相符。南方其他地区的情况如出一辙。早在1858年时，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就估算，南卡罗来纳三分之二的奴隶都逃跑了；而且其中有很多向英方投诚，虽然肯定不是全部。总的算下来，独立战争期间逃离种植园的奴隶约有八万到十万人。爱国领袖们越是义正词严地谴责万恶的汉诺威（Hanover）暴君对北美的奴役，他们自己的奴隶便越是用脚投票。比如，拉尔夫·亨利（Ralph Henry）就把主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那装腔作势的宣言“不自由，毋宁死”牢牢记在了心上，只不过与其作者的原本意图有所差别：一有机会，他便逃往了英军前线。（讽刺的是，这句话后来被19世纪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和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m X］等20世纪的黑人解放者当作里了他们的战斗口号！）其他签署过那份断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文件且损失了奴隶的人，还包括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本杰明·哈里森五世（Benjamin Harrison，第九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的父亲），后者损失了二十名奴隶，其中包括安娜·奇斯（Anna Cheese）和庞培·奇斯（Pompey Cheese）夫妇，这两人一路逃到纽约、新斯科舍和塞拉利昂，以及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签署人阿瑟·米德尔顿（Arthur Middleton）损失了五十名奴隶。后来成为州长的约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的奴隶庞培（Pompey Rutledge）和弗洛拉（Flora Rutledge）投靠了英国人，《独立宣言》*年轻的签署者、激烈反对黑人参军的爱德华·拉特利奇也损失了奴隶。来自南卡罗来纳、绰号为“沼泽狐狸”的弗朗西斯·马里恩将军（General Francis Marion）——他的种植园黑奴曾在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电影幻想《爱国者》（The Patriot）中被刻画成了热切地追随主人、为争取自由而战的人——也至少有一名奴隶投靠了英军：这个叫亚伯拉罕·马利安（Abraham Marrian）的人很可能加入了1782年夏天被动员起来的一支小型黑人骑兵连，在南卡罗来纳的瓦德布种植园攻打过马里恩（这样更能说得通），而非同他并肩作战。此外，不得不提的还有，1776年初，当乔治·华盛顿驻扎在剑桥公地绞尽脑汁地掂量征募黑人入伍的利弊时，他自己的奴隶、出生在西非的亨利·华盛顿也逃到了英军的大后方。和其他黑人保皇党一起在新斯科舍的伯奇镇流亡的亨利·华盛顿会动人地说自己是一个“农民”，但为他的四十英亩土地和自由提供保护的其实是英国国旗。 这段大规模逃跑的历史固然令人震惊，曾被加里·纳什贴切地描述为独立战争中的“肮脏小秘密”，但它又是那种*佳意义上的震惊，迫使人们对那场战争进行了一场姗姗来迟的诚恳反思，那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从根本上而言其实还牵涉了第三方。而且这个由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第三方占到了殖民地二百五十万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具体到弗吉尼亚的话，更是占到了百分之四十。当然，在对待卷入那场斗争中的黑人时，无论是英方还是美方，表现都不怎么好。但到*后，英国·自由以及和他一样的很多人意识到（即便当时他们已经是自由黑人了），皇家的路似乎能为他们提供更可靠的解放机会，共和国的路不行。黑人的孤注一掷与英国的父爱主义纠葛在一起后呈现出的这段历史，虽然结果往往充满了惨痛的悲剧色彩，但仍然是非洲裔美国人争取自由的历史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时刻。比如，它催生了被认可为**位非洲裔美国人政治领袖的托马斯·彼得斯中士。 彼得斯曾是尼日利亚埃贝族（Egbe）的王子，被法国的奴隶贩子俘虏后卖到了路易斯安那（Louisiana），曾因屡次试图逃跑而遭受鞭笞和烙刑，接着，被卖给北卡罗来纳威尔明顿（Wilmington）的一位种植园主后，他*终逃到了英国人那边。在乔治·马丁上校（Captain George Martin）的主持下，彼得斯宣誓加入先锋连，在战斗中两次负伤，被提拔为中士。后来，他先是定居在新斯科舍的北岸，接着又去了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并代表他的黑人同胞前往伦敦，向国王请愿。彼得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领袖：顽强、英勇，虽然大字不识，但有一连串白人曾被他的傲慢态度触怒，间接证明他显然能说会道。他明显没有被作为非洲裔美国英雄而为人敬仰（不过倒是有几个令人尊敬的例外情况），他的名字在美国高中历史课本中更是完全未被提及，这样的丑闻只能有一个解释：彼得斯不巧是为错误的一方而战的。无独有偶，波士顿那些选择加入英国而非美国革命事业的黑人得到的也是这种待遇。1770年，英军枪杀暴乱者，制造了波士顿大屠杀，遇害者之一的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被奉为阵亡英雄。但为英军作证的黑人理发师牛顿·普林斯（Newton Prince）的故事却毫不意外地鲜为人知。这样的冒失行为惹恼了爱国者后，普林斯被施以“涂柏油、粘羽毛”的私刑，所以也难怪他会在1776年选择投奔豪将军，并随英军撤离。同样，另一位理发师布莱克·伦敦（Black London），在1776年曾告诉战后成立的保皇党索赔委员会的委员，他加入爱国者的民兵组织是受雇主胁迫，后来一有机会便开了小差，跑到亨利·克林顿爵士的手下当了四年兵，后又在两艘战舰上服过役。 无论这对国父们及其革命的正统历史来说有多尴尬，非洲裔美国人解放的起源都与他们在战时及战后同英国的关系密不可分。不独自由黑人的政治诞生于那场战争的炮火中，他们的基督教集会的独特形式也是如此。正是保皇党的非洲人在新斯科舍的谢尔本镇及附近创建了*早一批自由的浸礼宗和循道宗教会；也是在那里，**批白人在黑人牧师的主持下改宗，在那些红色的河水中接受了魅力超凡的牧师大卫·乔治为他们施行的洗礼。**批专门为自由黑人的子女开办的学校也是在保皇党大批移居到新斯科舍后开设的，而给孩子们上课的老师，比如普雷斯顿的凯瑟琳·阿伯内西（Catherine Abernathy）、伯奇镇的斯蒂芬·布拉克，同样是黑人。在一千多名“新斯科舍人”横跨大西洋，重返非洲（这次是以人的身份，而非财产）*终抵达塞拉利昂后，美国黑人有史以来**次（只是太过短暂）体验了一定意义上的地方法治和自治。还有一个**次，则是曾为黑奴的西蒙·普鲁弗（Simon Proof）当选警官后，对一名被判玩忽职守的白人水手执行了鞭刑。 但是，黑人保皇党的历史远远不只是一系列的“**次”。这段历史也揭穿了一个谎言，证明了黑人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只是美国或英国战争策略中被动、轻信的棋子。无论是选择站在爱国者那边还是保皇党这边，无论识文断字与否，很多黑人都十分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虽然他们根本不可能预料到自己的决定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不幸和欺骗。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决定取决于这样一种判断：且不论早晚，一个自由的美国是否会被迫信守《独立宣言》中的原则，承认自由和平等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或者（尤其在南方），鉴于逃跑者遭到追捕，并被送到铅矿或者硝石厂做苦工的惨状，那些华丽动听的承诺是否可能被无限期地推迟兑现。毕竟，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为鼓励白人入伍而提供的激励措施，还包括在战争结束后可获得一名自由奴隶，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