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族服饰结构谱系(精)

**章绪论
一、引言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的象雄文明、吐蕃文明、古格文明等，主要分布在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 自汉唐以后，在西藏（当时称“吐蕃”）地区生活的人们就通过青海的“唐蕃古道” ①和跨越民族走廊 ②（河西走廊、藏彝走廊 ③）的古丝绸之路主干道将物品运往其他地方。所以说，西藏和丝绸之路的关系不言而喻，通过丝绸之路将西藏与其他地区紧密联系起来，唐代的吐蕃丝路更是古代沟通东西方、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从本书藏族典型服饰结构的系统整理来看，也首次发现了这种藏汉文化、东西文化交流的实证）。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疆，与南亚的印度、尼泊尔、不丹和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接壤。按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藏族主要聚居区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阿坝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迪庆州”）。历史上的藏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大多信仰藏传佛教，还有少数信仰原始宗教苯教。在上述聚居区的东部和南部的边缘地区，藏族还与汉族、蒙古族、羌族、回族、土族、撒拉族、门巴族、珞巴族等其他民族混杂而居，在服饰上呈现出多民族交融的面貌。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和社会环境之下孕育了藏族独特的服饰风貌，藏族也是少数民族中普遍保持古老传统生活方式和服饰文化形态的民族（图 1-1）。 藏族聚居的青藏高原，地势险峻，平均海拔 4000 m以上，是世界上海拔*高、面积*大的高原，素有“地球第三极”之称。主要的山脉有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唐古拉山、昆仑山、祁连山等，其中阿里境内的冈底斯山主峰冈仁波齐被视为西藏*古老的神山。藏族服饰文化正是藏族先民在适应自然和崇拜自然的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高原服饰文化。 在西藏，有神山必有圣水，青藏高原江河纵横，黄河、长江都发源于青藏高原，青藏高原较为重要的河流有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森格藏布（狮泉河）、朗钦藏布（象泉河）等。很多江河都有着美丽的传说，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吸引着无数探赜索隐的人们。在藏族群众看来，圣水可生鱼，鱼便成为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中*重要的八瑞相之一，双鱼在汉传佛教中象征佛陀的肾脏；在藏传佛教中更为重要，它象征佛陀的双眼。 ①因此，与河流有关的物质就被赋予了神圣色彩，在西藏有些河流还与服饰有着紧密的联系。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的“孔雀服饰”与阿里孔雀河的美名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民间还流传着关于普兰王子和王妃的动人故事。 ②神话故事和传说是藏族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他们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的美好寄托和愿景。“自然皆神”是藏族普世的价值观，通过漫长的文化积淀渗透在服饰的各个细节中。 随着交通的便捷和旅游产业的开发，藏族聚集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日趋频繁，使得藏族传统的服饰文化与现代文化有了更多融合的机会，同时也对传统的民族文化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开始悄悄孕育，传统藏族服饰也随之发生着改变，具有西式服装结构特征的省道在藏袍曲巴普美 ③和堆通④中的出现，杭州面料厂商专门针对藏袍特定纹样生产的 100%化纤低价面料被大量引入 ⑤，机器化大生产代替手工织造，藏袍中具有标志性的氆氇（真正用古法手工、传统材料和工艺织造的氆氇难觅其踪）也变得弥足珍贵。*大的问题是，这不仅改变了传统藏袍面貌，还从根本上改变了藏袍古老的结构形制。传统藏族服饰的文化特质和现代藏族服饰的悄悄改变，使它们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对古老藏族服饰的物质文化进行抢救性保护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如此，在传统服饰仍是当前藏族人民日常穿着的主要形式的今天，藏族服饰比任何其他民族服饰都要表现得更为真实和纯粹。 目前，藏族服饰的保护问题已经从国家层面被重视起来，在 2008年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就收录了包括藏族服饰在内的 12个少数民族服饰，其中藏族服饰为西藏自治区措美县、林芝市、普兰县、安多县、申扎县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等联合申报。①因而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进藏族聚集区，发掘独特、神秘而又丰富的藏族服饰文化。藏族服饰是藏族物质文化*生动、直接的表达，是藏族文化的一张名片。 藏族服饰承载着辉煌灿烂的古老文明，有不少独特的自然、社会和宗教谜题尚未破解，我们试图通过研究来进行突破。而结构是服装*本质的部分，由此可以深入、客观地探究藏族服饰所承载的文化遗迹与其他民族主流服饰的交融及其自身的特异性与变迁的信息。可见，从结构的角度入手研究藏族服饰或能得到更加真实可靠的结论，同时在藏族服饰的文献建设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这已成为国际上对传统服饰文化研究的学术惯例，但在我国学术界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系统的建构。
二、契机和研究基础 英国人文学者 Georgina Corrigan②（乔治娜 科里根），是一位资深的中国文化旅行向导和摄影师，早在 1973年就开始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学术考察，采集了一大批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实时一手实物、图片和文字信息。这种经历让她在参观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时，被展厅里精美的藏族服饰所打动。经多番磨合，科里根特别看重我们对康巴藏袍样本结构研究的成果，她认为，对藏袍结构如此深入、系统的研究在藏学界是少见的，希望双方发挥彼此研究的特色合著一部有关藏族服饰的书①（图 1-2）。这种跨国界的学术合作为确立“藏族服饰结构研究”增强了信心。英国学者科里根为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作为藏族物质文化的服饰一手材料尽管很多，但对其深入研究，特别是系统的结构研究不足，更没有权威的文献成果。她对于合作非常兴奋，于我们而言，如果通过中英学者的合作研究，将中华多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特质的藏学实证呈现给世界，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了体现研究成果的完整性，本书提供了英文版《安多和康巴藏族服饰》有关康巴藏袍的两个标本结构信息（图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