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门问学录(周勋初文集)

余历雄笔录整理WXL 01：2001年2月25日（星期日） 勋初师曰：*近我比较忙碌，常要到外面参加重要会议，新学期已开始了三四周，直到今天才有时间与你见面。请你代我问候林水檺先生，谢谢他的关心。 余历雄曰：1998年自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回国后，即在某高校中文系任教，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历代文选、论文写作指导等课程。在教学期间，日益感到自己对唐代以后的文史知识较为薄弱，便萌发了继续修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希望能够藉此提升自己的学术专业水平，胜任日后的教学任务。洪天赐院长与林水檺老师对我的读博计划都予以积极的支持。 勋初师曰：你在硕士毕业回国后，就能立刻找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看来目前马来西亚的就业情况不错。我以前教出来的一些韩国博士生、日本高级进修生，在南京大学完成学业回国后，有的到现在还未找到固定的工作，或担任不属于所学专业的工作，感到很气馁。在韩国与日本，受过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相当多，但大学里的教师名额太少，资深的教师尚未退休，年轻的学者上不去，就业的情况较艰难。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马来西亚的高校可能比较缺乏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人员，你将来博士毕业回国后，应该会有较好的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编者按：余历雄，时任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余历雄曰：我因工作单位的教学事务至去年年末才结束，故未能在9月入学，至今年春季始能报到。据悉，南京大学中文系已取消原有的博士生春季入学计划。这一次留学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提供全额奖学金，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谢乃康先生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勋初师曰：我年纪已大，原本不想再招收博士生了。因为你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系里作了特别安排。你在1996年春季到南京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班，是林水檺先生推荐的，要求我担任你的指导教师。当时我已不再指导硕士生，就改由曹虹老师指导，后来你也顺利地取得了硕士学位。这次你来读博士班，要求我和莫砺锋老师担任指导教师。我向系里反映了你的情况。我目前手下没有研究生，那就由我来指导你吧。系里的老师也同意了。以后每隔一周你都到我家里来，谈谈你的阅读心得，商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如果平时有其他的疑问，你也可以随时提出，或者向系里别的老师请教。 我们南大研究生院与中文系办公室都有专门的老师负责学籍管理的事务，你不妨前去询问关于“春季入学”的详情，以确定你的学籍身份。目前你与“秋季入学”的同学一起上课，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你能够享有中国的全额奖学金待遇，我也感到高兴，这样就能减轻经济负担，使你能够专心地学习及完成博士学业。如果其他同学也能享有同样的待遇，那是否意味着日后将会有更多的马来西亚同学前来修读硕士班或博士班呢？ 余历雄曰：根据申报入学时的博士论文计划，我打算作“北宋三苏政论文研究”，以加强对宋代文史领域的认识。不知这一选题是否合适？ 勋初师曰：你的博士论文打算研究宋代文学，关于“三苏政论文研究”这一题目可放后一些考虑。现在作为起步阶段，你不妨先广泛阅读唐宋文人的别集，例如唐宋八大家的“论”体文字。宋人尤好发议论，不止“三苏”而已。宋人的文章与政论、史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应该多加注意。我们系里唐宋文学研究的队伍比较强大，有卞孝萱、莫砺锋、张宏生、曹虹、张伯伟、巩本栋、程章灿、严杰等，都有这方面的专著或文章。莫砺锋老师在唐宋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很突出，例如《江西诗派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杜甫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在学界都得到很高的评价。张宏生老师的《江湖诗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感情的多元选择》（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年），巩本栋老师的《辛弃疾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严杰老师的《欧阳修年谱》（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年），程章灿老师的《刘克庄年谱》（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也获得学界的好评。张伯伟老师的《禅与诗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和《全唐五代诗格校考》（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初版；《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中都有很多涉及唐宋文学的文字。过去我们关注之点比较集中在唐宋两代，现在已经延伸到上下各个朝代，例如郭维森、许结两位老师合著的《中国辞赋发展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在大陆赋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曹虹老师的《阳湖文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可称近年来清代文学流派研究的佳作。其他大学从事宋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例如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四川大学曾枣庄教授、北京大学周先慎教授等，我都认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推荐你到他们那边进修学习。 你在南京大学的学习环境应该会比在马来西亚的情况要好。我希望你在三年的时间内能够勤奋学习，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博士论文，都能够达到或者超过这里研究生的水平。在你毕业回国后，还能继续进行自己的专业研究，将来回来参加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也能够达到国内、国际学者的研究水平。WXL 02：2001年3月11日（星期日） 余历雄曰：目前南大中文系博士生的选课规定与以前的情况有些变化，“跨系选课”的规定与其他系科的情况也有不同。 勋初师曰：近些年来，中国高校培养研究生的方案一直在调整，变化较大。以前，我们的博士生是不需上专业课的，或只需选修几门专业课，主要是培养博士生独立的研究能力。南大研究生院现在有了新的规定，除公共课、专业课外，博士生还得学一门第二外语，在核心刊物发表三篇学术论文。留学生则只需发表一篇论文。你可到系办公室询问详细的情况。你这个学期选修的三门专业课：“中国文学史背景研究”“唐宋文学专题”“明清文学专题研究”，课业方面可能较为吃重。不过，你也应该多挤出一些时间阅读唐宋文献和一些相关论著。如果能够真正学好这三门课，那也不错了。我们的博士生一般是在**学年内完成选课的要求，然后在第二学年集中精力构思论文选题的计划。 余历雄曰：打算从目前“唐宋文学专题”或其他选课的作业中，开始撰写博士论文计划中的部分章节。 勋初师曰：目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情况是：（1） 唐以前的研究课题仍有不少，但在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上要求很高，因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学术问题尚融而未分，现存的文献材料又很有限，研究者如缺乏综合的研究能力，也就难以取得显著的成绩。（2） 唐以后的研究课题也有很多，现存的文献材料非常丰富，挑一个题目撰写一篇博士论文大概不成问题，但是三年的学习时间太短，选择有关宋代的博士论文，怕难以全面地掌握材料，尤其“三苏”这样思想较为复杂多样的人物，恐怕很难得出超越前人的结论。（3） 现存唐代的文献材料也很丰富，可供研究的课题也很多，如果勤奋学习的话，一般在三年内可以通读大部分的材料。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考虑论文计划，那就比较稳当而扎实了。作为博士阶段的研究，选题必须得当，要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要能够完成本阶段的学习目标，还要有长远的研究计划，才能在博士毕业后继续相关的研究。如果完成博士论文以后，在学术上便东顾西盼或停滞不前，这样的训练也就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研究宋代文学，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材料太多，好些还没有经过整理。你原本的论文计划是“北宋三苏政论文研究”，这还得再仔细考虑一下，因为你在国外能够接触到的古代文献较少，阅读过的宋代材料恐怕也不多，例如《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宋代文人的诗文别集、笔记小说等，这些都是无可回避的材料，至少需要通读一遍。研究政论文，还要阅读《宋朝诸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中的宋代部分和《宋名臣言行录》等，这些都是大部头的书，得花很长时间才能读好。我们系里的巩本栋老师，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宋代党争与文学》，他确是踏踏实实地通读了这些材料，但对你来说，怕有困难。打好文献基础对研究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北宋“三苏”中，苏轼的思想*为复杂多样，不容易掌握。目前学界对“三苏”的研究成果较多，有人专作“苏轼研究”，四川大学古籍所对《三苏全书》的整理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历雄注曰：此书由曾枣庄、舒大刚主编，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相对来说，中国学界对北宋散文的研究成果较多，对南宋散文的关注较少，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论著。 你在硕士生阶段做的是魏晋玄学方面的研究，在哲学方面已经打下了一些基础。唐代史学很盛，你如作唐代方面的博士论文，可在史学方面积累知识。如果你在哲学、史学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那对日后的发展，必将发生很好的作用。用三年时间作唐代方面的博士论文，全面掌握这方面的文献，接触各个领域中的问题，接受严格的训练，也就可以为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作唐代文史的博士论文，一定会大量接触宋代材料，日后如作宋代文史研究，乃至明清文史的研究，也就可以顺流而下，不会碰到什么困难了。 余历雄曰：中文系在本科阶段，一般都很重视唐宋古文和明清散文。但在中国文学史的教材中，仍按朝代分别论述，未能贯通从“唐文”到“清文”的文史脉络。我希望能够通过对“三苏文”的研究发展到日后的清代散文研究。 勋初师曰：你是从“文”体的角度来思考，想要较全面地掌握从唐宋古文到明清散文的发展，尤其是清代桐城派，以便在日后讲授中国文学史时，能够有一个贯通前后的文史脉络。这个愿望当然很好，但它已经属于另一个专题了。你必须先考虑建立自己的专业研究，再拓展到古代文学的其他方面。如果你能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话，那当然是很好的。你在马来西亚高校讲课，使用的教材是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四卷本，1999年），那是中国高校文科的新教材，它的学术容量较大，一般的中国本科生也不容易掌握，教学时必须好好地斟酌取舍。桐城派是清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但就在清代，一些学者对桐城派的理论和创作就很有意见。清代的桐城派和“选学派”，到了民国初年仍然有相当的影响。中国文学史的讲课，清代散文一般讲得不多，主要是讲明清小说，好与现代文学贯通，也容易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当学生对文学史产生兴趣之后，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阅读，再尝试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 余历雄曰：一般认为，南朝玄学不如魏晋玄学。但是，南朝文学受玄学思潮的影响似乎比魏晋文学更为明显。 勋初师曰：关于哲学思潮的研究，一般都较注重魏晋玄学，南朝玄学对文学发展仍有一定影响，但情况与魏晋时期不太一样。玄学主要是一种“调和”的思想哲学，你在硕士阶段研究魏晋玄学与文学，对这点应该深有体会。自汉代后，中国向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社会变化之后，知识界就要想法吸收其他思想补儒家之不足。南朝思想领域中的冲突是很尖锐的。例如，“沙门不敬王者论”体现了东晋南朝的王室和僧人之间文化思想上的冲突。印度古时很早就形成了种姓制度，位居其首的是婆罗门，即僧侣；其次为刹帝利，即世俗统治者，这种情况与中国截然不同。中国的王者高高在上，任何人都必须“敬”王者，“不敬”王者是要受惩罚的。翻开《弘明集》与唐释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看，这种文化冲突与思想论战的文章很多，事件的发生也不止一朝，*突出的是桓玄与王谧、慧远等人的论争。梁武帝好佛乃至佞佛，在《沈约集》中有好几篇反映这类思想的文章。有的学者将“南朝玄学”解释为：“新”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其中或有一些课题仍可继续探讨。 玄学思潮对南朝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方面。例如，刘勰《文心雕龙》是以一种高度的抽象思维建构一个“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体系，是魏晋以来玄学思潮与文学发展的总结。有人认为，刘勰的文学理论是受佛家思想的影响,这个观点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西晋陆机《文赋》的撰著也是受到玄学思潮的影响，那是陆机入洛以后的事。有的学者仍然认为《文赋》是陆机在吴地时所作。如果我们结合当时江南的社会思潮来看，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唐长孺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中论叙甚明，可参考（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总的来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南朝，文学批评的著述非常丰富，这些都与玄学思潮的发展密切相关，新的思想巧遇这种时代，正好扮演着促进的作用。WXL 03：2001年3月25日（星期日） 余历雄曰：日前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其《诗教》篇曰：“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其源多出于《诗》教”。“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章学诚《文史通义》是否具有“文学‘战国中心’意识”? 勋初师曰：章学诚《文史通义》的*重要命题是“六经皆史”。这也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六经皆史”之说，由来已久，这个命题反映出章学诚对中国传统学术变迁的认识，同时也关涉不同时期的学者对“六经”的新诠释。历来许多研究者对此都有深入的探讨。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是为了恢复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清代学者因高压政治的限制，大都在义理上未能取得成绩，因而提出了“以史学取代经学”的命题，希望能在借鉴历史的前提下干预时政。“六经皆史”说名义上仍是“尊经”，实际上“经”的地位已降至与“史”同列了。这也是时代变迁的结果。时至清代中叶，儒家正统地位已在下降。有人说是“史”的地位提高了，这个说法恐怕还要再推敲。 章学诚（1738—1801）是浙江会稽人。《文史通义》中有一篇《浙东学术》，具体地论述了历来浙东地区“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其实，“推尊乡贤”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其中当然也有援引乡贤以“自重”的意思。由于时代的不同、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他因素，章学诚的“史学经世致用”说与浙东前辈学者之经世精神，已有很大的不同。章学诚的学说对浙江地区的后起学者，例如龚自珍、章太炎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样是时代与政治的变迁，章学诚与章太炎因政治立场的不同，后者对前者的“六经皆史”说有相当尖锐的批评。1995年10月，我应邀到韩国参加成均馆大学举办的“东洋学国际学术会议”，会上也讨论到了“六经皆史”的问题。我提交的论文《清儒“六经皆史”说辨析》（收入《周勋初文集》第七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也谈到章学诚与章太炎对“六经皆史”说的不同诠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看一看。 你引用的《诗教》篇这段文字是大家所熟悉的。你是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思考，提出《文史通义》中的“文学‘战国中心’意识”，很有意思，但仍需要严密地斟酌辨析，才能将问题说清楚，梳理出一个完整的观点。章学诚的这个说法有他自己的道理，可以作为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启发，但不能当作一个“结论”。如果仔细推敲，章学诚的说法也有不通之处。他的例证是：“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然后他从汉魏六朝各种文体的作品中，分别举出一些文章的特点，以证明在战国时期的著作中已有这样的特征。从目前的学术研究来看，要做这样的“论证”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也不会带来具体的“结论”。其实，章学诚的目的不在“文体论证”，而是探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子、集变迁的“势”。章学诚从文史校雠之学而深入史学领域，目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在追溯文章、著述与文体源流的演变之际，同时也辨析“战国著述”与“后世之文”的继承关系，见解颇有独到之处。 章学诚的见解固然精辟，但我们只能将它作为一种“启发”，而不能当作一个“结论”。（历雄插语：高教版《中国文学史》**编《先秦文学》绪论，即将章学诚的“见解”作为先秦文学的“结论”。见**卷第34页。）我想这是属于编撰者的“处理方法”问题了。但这并不是一种好的处理方法。章学诚的这一段话给后人提供了一种视角，富有启发意义，但并不赅备。张宏生老师讲授“明清文学专题研究”的课，以《文史通义》作为讨论的重点，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你不妨藉此将《文史通义》通读一遍，增广中国学术史方面的知识。 余历雄曰：《诗教》篇论及赋体文学与纵横家关系，其观点与《汉书·艺文志》的传统说法也不相同。 勋初师曰：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篇论及赋体文学与纵横家的关系时，他是这样说的：“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但他同样没有把话说清楚。“赋出于纵横家之言”的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实际上的情况是不是这样？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这里我给你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外交人员的不同。班固《汉书·艺文志》说：“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我们知道，先秦纵横家是一个流品很杂的学派，我在《韩非子札记·韩非对纵横家的批判》中也有所辨析。可补充的是：春秋时期的行人之官主要是能够“诵《诗》三百，使于四方”，“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的外交官，人品素质较高；这些人大都是诸侯的同一族人，故站在本国的立场，不大会做出危害本国的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往往出身下层，与服事的诸侯无血缘关系，彼此只是出于利益上的结合，故而这些人每从中谋取私利，不讲信用。《汉书·艺文志》上说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常是“邪人为之”，“上诈谖而弃其信”，人品素质很差。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行人之官”与纵横家是有明显区别的。后人未能对春秋、战国时期外交人员之不同作出分析。北齐刘昼撰《刘子》，在《九流章》中说：“纵横者，阚子、庞援、苏秦、张仪之类也。其术本于行人。译二国之情，弭战争之患；受命不受辞，因事而制权；安危扶倾，转祸就福。然而薄者则苟尚华诈，而弃忠信也。”就因分不清前后二者之间不同，从而有此混淆不清的说法。 章学诚也是把行人之官和纵横家综合起来一起讨论的。他以为后者的言辞只是变本而加厉，实则二者之间的异同仍有很多地方可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