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报(第21卷)

“政党国家”是一种近代以来的政治现象，它意味着政党成为了国家政治的主要组织力量，从而至少在形式上取代了传统意义上贵族或门阀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源出西方，在西方语境中，表达政党的词汇（如英语的“party”，法语的“parti”，德语的“Partie”）皆可回溯到拉丁语“pars”——“部分”，因而政党也很自然地被理解为社会中特定的“部分”成员代表其利益并为其服务的意思。这与中国传统语境中以“党”指代通过私利或私谊而结成的集团（前者如“结党”“党羽”，后者如“父党”“乡党”）、徇私枉公而导致偏袒的行为（“党同伐异”）有相通之处，故常具有贬义，而与之相反的“不党”（《论语??卫灵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则成为被推崇的状态（英语的“impartial”，法语的“impartial”，德语的“unparteiisch”，意为“不偏袒的、公正的”）。 西方式民主习惯于将作为个体总和的大众分解为若干因利益而勾连起来的利益集团，将这些利益集团进行相互竞争博弈的过程描述为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不同集团所进行的利益博弈，在不触及阶级结构、所有制与财产权等核心问题，即不动摇资本逻辑的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只能围绕各种次要问题展开。在此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外部资源，必须不断放大自己的利益诉求而贬抑乃至抹杀对立集团诉求的正当性，从而不断推高解决问题的社会成本，造成不同利益群体间关系的进一步对立与紧张，以及公众对于各方陈述的无所适从乃至无以置信。 当此类博弈集中地体现为代表各自利益团体的政党竞争时，则在此意义上的政党，充分验证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所作的论断：“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利益，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或集体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政党一词所具有的“部分”“有私”“偏隘”的古老属性依然支配着当代实践。 西方式“政党国家”的这种情态，使其往往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艰难转型的过程中。实现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之任务，至为不易：这一转化必须是全面根本的，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全面社会改造，而不可能只着眼于某一局部；这一转化是在外力裹挟逼迫下发生并伴随着危机不断深化的，故而必然体现为极巨大的历史断裂，无视这种断裂而认为传统自身可自然地过渡到现代之设想，只能流于虚诞；这一转化发生于外敌侵凌、民族处于生死危亡之际，必须号召动员组织*广泛之民众参与方可成就，这绝非移植西方的理念与模式可达成的，而必然要借助植根于中国传统与现实的自有资源；而欲达到万众一心之局面，必须有强大统一的领导核心作为担当。因此，解决中国近代以来全面危局的根本，即建立具有高度组织性、代表性和行动力的新团体，它不仅能够完成对于一切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更要提供一种传统中国所匮乏的集体生活范式。唯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现实地承担起了这样的历史使命。 因而，中国的现代转型，不是依靠某种（类似西欧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阶段的）“自发秩序”来推动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提升，恰恰相反，有组织之社会团体的建设，必须依靠国家这一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推动，而国家要达到有效整合一切资源、实现全民动员与组织的目的，必须依靠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即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列宁主义式政党。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国家的内在品质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塑造的。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作为“政党国家”的中国而言，其“党”的含义，与中国传统语境与西方现代语境下的“党”都有本质差别：它所代表的是一种超越于部分之上的整体性存在，因而并无专属于自己的私利，它旗帜鲜明地将自己区别于遵循工具理性、科层制结构进行治理的技术官僚体制代表，也不会自降为代表特定阶层与集团之私利的、以利益交换和博弈为追求的“执政党”。 当然，这也意味着不需要为中国共产党寻找一个有别于“party”的译名（如将之译作英语“legion”，意为“军团、军团式的组织”）。毋宁说，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党”的古老内涵的现代转化，而西方式政党观念恰恰表明其依然停留在旧的世界认知与想象中。在现代西方语言中，政治（英语的“politics”，法语的“politique”，德语的“politik”）一词虽源自古希腊语“polis”——“城邦”，但其内涵早已超越了城邦共同体或城邦事务的范畴。中国共产党以政党而达致超越部分、私利、偏隘的“不党”境界，正如西方以政治超越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