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戏曲史论批评家丛谈

　　在《文明戏之史的研究》一文中，他认为，在早期话剧运动中，文明戏应该占有一席地位，这归功于李叔同、陆镜若、欧阳予倩等创立的春柳社。从清末到民初，春柳社的《黑奴吁天录》由日本演到中国，自此，文明戏便盛行于上海，而且突破京剧的阵地，受到观众的欢迎。故而文明戏的诞生与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是不可分割的，它是大革命的产物。这样的估价，自然赋予文明戏以应有的社会荣誉。接着，马彦祥在文中指出，文明戏早期演出的剧目《社会钟》《铁血健儿》《谁之罪》《恶家庭》《猛回头》《家庭恩怨记》《闺门训》《黄孝子万里寻亲》等，虽然意义浅薄，但都是揭示社会黑暗，暗示人生应趋途径的，而且在这些剧目的不断演出过程中，文明戏演员逐渐区分出种种派别，诸如生角的激烈派、庄严派、寒酸派、风流派、迂腐派、滑稽派，旦角的哀艳派、娇憨派、风骚派、泼辣派，等等。　　关于文明戏的兴衰，马彦祥指出，大致在1914年以前，文明戏的演剧团体“虽是常常失败”，但仍能“继续奋斗”，有天义社、仁社、亦社、文艺新剧场、广济社、进化团、醒世新剧团、迪智群、世界新剧团、社会教育团、爱群社、新剧同志会、开明社、自由剧团、醒社、飞鸣社、新民社、民鸣社、启民社、移风社等社团，相继演出于上海、苏州、南京、镇江、常州、芜湖、九江、南昌、汉口、宁波、杭州、温州、南通，以及湖南、四川的某些市、县。影响较大的如任天知的进化团，在南京演出大受欢迎，乃于戏园门前高张旗帜，上书“天知派新剧”几个大字，为文明戏张目。天知派新剧由此盛行于大江南北，影响所及：张翠翠组成了苏州进化团，汪优游、王无恐等也在湖南筹建了社会教育进化团。至于文明戏当时大受欢迎的原因，马彦祥指出：一是因为迎合了一些家庭妇女，尤其是烧香、吃素的老太太们的观剧心理——每出戏有头有尾、有布景、有表演，滔滔不绝地说词如同老太太们讲家常一样通俗易懂。二是因为票价低廉，一般为一角、两角，甚至花几个铜板就可以看戏。三是演出地点不必一定在剧场，小茶馆里、家庭厅堂里照样能够开演。　　1914年以后，文明戏逐渐走向没落、衰败。原因首先是“剧本的堕落”。剧作很少取材于现实人生，大部分取材于坊间流行的《珍珠塔》《三笑姻缘》等弹词唱本，乃至废止了剧本，废止了排演，只在后台贴张简单的幕表，任凭演员到台上随意发挥。其次更在演员的不知自重。醇酒妇人，甚至不少“男堂子”的事都与文明戏演员有关。故而洪深在《从中国的新剧说到话剧》一文中慨叹：“他们在剧场以外的生活，至少要与他们在台上无聊的行为，同受责备。有时下了戏台后的罪恶，恐怕影响更要大些。”“他们不但降低了、破坏了他们的艺术，而且失去了观众的恭敬、好感与同情，也破坏了自己。”洪深的批评实在是很温和的。　　马彦祥又在《论爱美的戏剧》一文中，论述了我国的非职业话剧运动。　　其一，指出中国爱美的戏剧的出现始于1922年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的创办。人艺剧专是专门教授戏剧的，在当时的中国是空前的事业，也在该校创办以后，爱美的戏剧一词遂流行于一时。何谓爱美的戏剧？马彦祥引用了以下两段话。陈大悲在《爱美的戏剧》一书中说：“大凡自由研究一种艺术的人都可称为爱美的，如爱美的照相家，爱美的雕刻家，爱美的绘画家之类。”洪深在《从中国的新剧说到话剧》一文中进一步解释为：“Amateur这个字，原来的意义是非职业的。就是做一件事，为了做的时候，有一种兴趣和快乐而去做，绝对不是为了有什么酬报才去做的。”因此，马彦祥认为：“所谓‘爱美的’一词，只是非职业的意思。”　　其二，马彦祥进一步解析了爱美剧与文明戏的几点不同：①目的不同。文明戏以营业为目的；爱美剧以艺术与兴趣为目的。②文明戏采取幕表制，不用剧本；爱美剧由于着重艺术，绝对遵守剧本。③文明戏不经排练，就可演出；爱美剧极重排练，经过排练的戏，演员在舞台上有一定地位，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④文明戏演员拿包银，有正角、配角之分，分子极为复杂，有滥竽充数者；爱美剧演员不取薪酬，对文学、艺术大都有点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