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史(平装本)

什么是“德意志史”？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谈的是中世纪至今的“德意志史”。但是，有可能存在一段“德意志”史吗？ 在我们着手撰写有关“德意志史”的读物，让一段“德意志史”具象化之前，看上去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去确证“德意志史”究竟为何物，或者说，“德意志史”可以意味着什么、标志着什么？因为讲述一段过去和现在，是以建构讲述对象为前提的。这种建构（重构）存在着无数可能性——一个族群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发生在特定疆域上的历史事件；一段文化社会史。它取决于讲述者的立场与视角，即他当时把何物视作“德意志史”。 一段“德意志”史有可能是“德意志人”作为族民的一段历史吗？或许不行。因为这种“德意志人”的移居空间、语言空间与文化空间所大致确定的界限，存在时间并未超过百年。“这些”德意志人（或多或少）希望拥有共同归属感，超越政治界限，生活在同外来移民相互隔绝的居住区内，直至海外也是这样。然而也正因如此，一般而言，他们没有共同的过去，也不拥有共同的历史。 的确，自法兰克帝国在查理大帝后分裂，统治权从法兰克人转移到萨克森人以来，法兰克人与莱茵河以东地带“德意志人”之间的分离日益明显——这同样体现在当时人的意识中：人们谈到了“德意志王国”。不过，我们或许还不能说这是一种“德意志”民族意识；同样，疆界明晰可辨的“德意志”国家也并未产生——直到11世纪，这种国家才登上舞台。它更多是一个从波罗的海到西西里岛的“帝国”所拥有的“德意志”组成部分。 这个“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在15世纪起作为政府形式得以构建起来），到1806年才降下帷幕。当时，弗朗茨二世自行摘掉了皇冠。在这种“帝国”中，“德意志人”既非以国家也非以民族形式进行组织。在这种帝国内，说德语的民众可以拥有政治自主权（例如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的尼德兰人与瑞士人）。是的，在这种帝国联合体内，到18世纪，帝国诸侯（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仍兵戎相见。显然，无论是共同的语言，还是帝国归属感，都未能传递一种共同的“民族”意识，也未能让人们产生“德意志人”这样的自我认识，也许在文化民族的意义上有一些。当时，“德意志人”在“政治”意义上既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国家，因为他们生活在“德意志兰”，而这个“德意志兰”的疆界却未曾被精确描述过；他们在“文化”意义上也不是同一群人，因为他们在信仰上是分裂的，各自以家乡为导向，在大量城市与邦都中以地方和区域来组织。席勒与歌德以两首闻名于世的《格言诗》（Xenien,第95首和第96首）表达过此类情况： 德意志帝国 德意志兰？ 它在哪里？ 我知道那块地方无法被找到。 学术上的德意志兰从何处开始， 政治上的德意志兰就在何处结束。 德意志的民族特征 你们希望建立你们的民族， 德意志人，这是徒劳； 做你们能做的， 使自己发展成更自由的人。 …… 在全球化的陷阱中 两德统一后，占据统治地位的*新发展路径是对全球化提出的挑战加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应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模式”取得的相对巨大成功，反而带来了如下问题，即“莱茵资本主义”让必要改革延期，并让这一问题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驻足不前。1973年，石油价格骤然上升，国际货币体系轰然崩溃——此事业已向人们提出了震耳欲聋的警告，让人们明白，今后不再有可能自动实现经济增长。尽管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成功地借助一种混合方式（即把厉行节约、目的明确的增长刺激与汇率限制联系在一起），克服了**次危机。但是，由于1979年第二次出现石油封锁，造成了基本失业者人数超过200万。唯有赫尔穆特·科尔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他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才又一次激发经济发展好转。*终，两德统一连同它带来的新压力，把德国经济的内在结构缺陷都暴露无遗。 由于人们不断处理全球化带来的部分后果，以至于增强了人们在政治上对下列现象加以理解的难度：世界范围内，商品交易、交流与金融转移支付的快速增加，不过是全球化整体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通过高科技的突飞猛进发展，特别是在微电子方面，一些创新型工业领域应运而生。它们再通过对于生产进程的更好控制，又对其他部门产生了影响。新技术性设备的发展，如电视、电脑和手机，进一步打开了交流视野，以至于在流行文化中，这个世界看上去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清除关税壁垒的行动首先出现在欧洲，然后是跨大西洋区域，*后扩展到整个世界。与此同时，*近十年，由于借助集装箱货轮来运送大众货品，运输费用下降，致使商品交易量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快速增长，从而克服了过去商品交易行为的地域依赖性。*后，金融浪潮的国内外管制被不断解除，从而有可能出现对于投资决策和盈利转移的全球规划。由于上述网络化发展，经济总体状况业已出现了根本性变化。 对于这些发展，业已扩大的联邦共和国只是部分做好了准备。数量相当可观的专利表明，本土工程师仍然继续富有创造力——但是，在已经固化的工业结构中，向新生产的转型，却颇为困难。因为在计算机技术行业的新领导性工艺里，它们只扮演了一种次要角色，以至于在汽车行业与“媒体高科技”的层面上，德国人的活动受限。由于用英语进行交流的模式得到强化，所以德国企业只能在严肃转型后，才有可能在国际上幸存下来。尽管德国商人作为成功的出口商，受益于开放的国际市场，但他们只能依靠设计或质量上的突破，才能出售大部分昂贵商品。交通价格的降低，一开始有助于维持本土地域性优势，但从长期来看，德国人必须向外扩展生产基地。*后，紧盯工业的银行业被证明过于保守，以至于无法在世界范围内的投机活动中获利。 竞争压力的激增，不仅让那些安于现状的企业获得了新契机，同时也导致许多稳定的公司陷入破产境地。一些成功的大型康采恩基于它们在欧盟内的霸权地位，已经成长为本领域内的全球领导者。如西门子或者戴姆勒-克莱斯勒的大型康采恩在国外雇用许多雇员，它们的大部分盈利也来自德国之外。与此相反，一些完全不同的行业，如休闲电子设备或者相机制造等，都步了纺织业与采矿冶金业的后尘，几乎完全从德国消失，因为这些产品在新工业化国家里的生产成本更低，而且从长期来看，其质量未必糟糕。与此同时，新型的“股东价值”管理目标的设定，导致了一种通过合理化来使短期利润*大化的现象，而此举总是以牺牲劳动力为代价。当本土公司能够在工资价格更低的国家中收益，国内工作岗位必定会被削减。毫无疑问，相关工人便把全球化视作一种危险。 有关上述变化的公开讨论，围绕的是德国“失去竞争力”之原因展开的。一些因素首先使经济有可能取得成功，如劳资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但从现在开始，这种关系却被证明是一种障碍。同样，经费不足、面临困境的教育体系，几乎无法保障创新动力。劳动时间逐渐被缩短到每周35小时、休假时间较长以及拥有许多节假日的情况，让德国工人在本质上不如其竞争对象。此外，劳动收入由于增加了额外工资，而让企业背上了沉重负担，以至于德国福利国家的扩展效率不高。其原因在于，尽管福利国家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另一方面却缩短了劳动时间，这使得基于工资开销的商品在根本上被抬高了价格。*后，在传统劳动道德受到侵蚀后，生产率与质量上的优势，完全不能依靠价值转换来得到维持。在许多领域内，德国本土看上去已不再具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