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李鸿章

血性学识 比较之下，左宗棠完全不同：四十八岁前，左宗棠因乘太平天国运动时势而起，属“时势造就的英雄”；四十八岁到七十三岁，左宗棠主动谋国，事实上变身成了“造就时势的英雄”。 虽然历史从来不容假设，但我们可以依照逻辑做出合情合理的推断：中国如果从咸丰三年（1853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没有李鸿章，他所承担的职事，一定有能力大致相当的人替代；中国如果从咸丰二年（1852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没有左宗棠，他所选择的事业将不见于历史，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 但左宗棠同样存在自己的问题，这在他崛起的起点上已经决定。作为草野民间成长出来的独立士人，他独有的“清气”与个人素质中的“明澈”，让他的家国事业理想能够取得空前绝后的大成功，却很难有第二个人能够跟进与延续。因为，能有他那样的天资禀赋，又同时遭逢崛起机遇的人，万中无一。 左宗棠四十岁前潜居民间，结识了不少奇人异士，加之他本人童年时性格孤异，导致他日后所赏识或提携的人才中，办事能力超强是共同的，但个性大都失之偏狭。这也是他用人的一个瓶颈。 以史实辅证，他所赏识的甘肃文人吴可读，是一个为了让慈禧还政光绪而不惜“尸谏”的人，吴氏其人，让人多少感觉失之迂腐；左宗棠在甘肃贡院四千考生中发掘、栽培的解元安维峻，其人霹雳正义，时人议论失之刚烈。 因此，虽然左宗棠与李鸿章在生时栽培、提携起来的各地督抚级官员同为十二人，但在影响身后人才，尤其是改善官场生态环境方面，与曾国藩比较，左宗棠与李鸿章一样，都存在程度上的不足。因为左宗棠门生政治才干普遍短缺，他们为官清正廉明，却不懂得把握国家权力，李鸿章的门生袁世凯便乘势而上，袁世凯秀才出身，其功利实用之心，比老师李鸿章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鸿章去世当天，清廷即发布任命书，袁世凯出任代理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此后，宣统皇帝退位这样的国家大事，也由袁世凯一手操持了。 左宗棠在培养人才方面政治运筹能力存在程度不足，时人已有议论。光绪五年（1879 年），张佩纶与张之洞一次聊天后，在《涧于日记》中以陶澍身后影响为例，专门论及晚清人才，其中有两段评述，值得今人参照。 其一： 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在上者则贺耦耕，在下则魏默深诸子，而曾文正总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蒋砺堂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 其二： （左宗棠）虽大功告成，而计才太刻，相度不宏，绝无传衍衣钵者。 放进中国大历史中对比观照，左宗棠主要事功在军政，在用官、治民方面，他虽然也取得诸多成功，但跟历史上的改革家王安石、张居正作为类似，一代而终。 今天去探求左宗棠改变后世学问、陶冶风俗人情，其*见现实功效的地方，在于他开启了中国近代理工技术“实学”风气之先。左宗棠为官理政后，将中国传统“实学”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交替运用，为中国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奠定了**块基石。无论是他同治五年（1866年）在闽浙总督任上创立福州船政局，还是其后督办陕甘军务期间创办兰州制造 局、甘肃织呢总局，均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甘肃织呢总局作为中国首家民族轻工业企业，试图通过工业化来解决民生困境的方向，事实上成为此后中国工业发展方向的参照，历史意义更为深远。 同时，左宗棠将英国的公园**个引进到甘肃，在兰州总督府边创建“节园”。其现代理念与民生意义，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左宗棠去世二十年后，八股取士取消。他当年所习的理工技术知识，成为所有新式学堂传授的主课。对三千年来一直缺乏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的中国人，左宗棠无疑抓准了晚清大变局的历史走向，在知识与技术的层面，无意中起到了先知与拓荒者的作用。 比较去看李鸿章，在中国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艰难转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里，李鸿章通过“洋枪队”将西方现代武器装备的军队学来，用于改造大刀长矛的旧式军队，对促进中国传统军队全面向现代化军队转型，起到了先驱作用。他在洋务运动中不限于军事工业，诸如铁路、电报、矿务、银行、股票，全面引进，为农耕中国向工业中国迈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作为词工文臣出身的官员，他能够突破自身固有的局限，准确把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向，在器物与社会的层面，无疑也起到了引领与推进的作用。 左、李相似的性格特点，均才高气大、目标远大。对于这点，《清史稿》作者赵尔巽曾有过写实的评述： 李鸿章“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 左宗棠少年时代“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中年以后“锋颖凛凛向敌矣，士论以此益附之，然好自矜伐”。 就个人特质而言，两人不同之处在于： 李鸿章生平自负于才气，将自己看得高人一头，对部下习惯以金钱、官爵之类利益刺激加以笼络，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得到他们的心。因此，那些自持风骨、自重操守的人才，均不乐意附从他，替他出力办事。 左宗棠同样自负于才气，少年时代曾被人看作“狂生”；待中年出山办事后，他的才气转化成进取的锐气，刚毅过人，身先垂范，部属对他都发自内心地敬佩，自愿鞍前马后跟从他，效死疆场，建功立业。待左宗棠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之后，也免不了顾盼自雄，以“天下**”自居，虽然“惕励”如他，内心仍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与克制，但多少给后世留下一些话资。 通过比较左、李这点，大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少年自负式的意气，是成大事者需要具备的一种强烈自信的资质。毕竟，成年后事业道路无论顺逆，事实上都充满了坎坷，遍布着荆棘。少年意气是一个人建功立业的朦胧初心，是出人头地的原始动力，它可以支撑着人在事业的道路上不畏艰巨、义无反顾。 在个体修养气质上，左、李*根本的不同，可以借梁启超评价李鸿章的一句话做参照：“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以才气、学识、阅历、血性为标尺度量，李鸿章缺少学识、血性；左宗棠四点同时备于一身，每一点都达到相当的程度，确如他早年的自励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左宗棠童年与少年阶段接受“忠、孝、廉、节”的文化浸染，这一文化对人核心的影响，在保养了人天性中的羞恶之心。 孟子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每个人良知中的大义情怀、正义品格，不来自别处，正来源于天性中的羞恶之心。即是说，羞恶之心是激发个人血性的源泉。 性格刚直、大义行世的左宗棠，称得上是三千年来湖南*具血性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二十一岁会试时作诗关切新疆安危，二十四岁时题写“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便是内心血性激荡的结果。他四十岁出山，以民间人士身份毅然担当湖南一省安危，六十三岁时不畏艰巨率师收复新疆，直至抬棺出征，也是血性激励下的大义表现。 回看本书开头，就才气而论，李鸿章二十岁那年表现的诗文才气，已经高出左宗棠。他的办事才气，在合作剿捻时也表现得至少不输于左宗棠。李鸿章独立领军虽然比左宗棠晚出两年，但他的军事阅历也几乎可以跟左宗棠比肩，他悠游官场、周旋洋场的阅历，似乎比左宗棠更为丰富。尤其是，左宗棠晋升东阁大学士一年之后，李鸿章顺利晋升文华殿大学士，两人同处在内阁宰相的显赫位置上，李鸿章在*高权力中枢内长袖善舞的能力，也似乎要比左宗棠胜出一筹。 但令人惊异的是，跟左宗棠创始中国近代海军、收复新疆、护卫台湾、开创“中国**家机器国货工厂”等无数功勋卓著的事功标签不同，李鸿章身后，很难找出一个明确的代表性功业来代表自己。即使抛开他签订的三十多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不看，李鸿章也几乎很难找出令后世口口流传的功业以供传颂。李鸿章身后形象如此驳杂，他的个性特征同样令人难以概括。 比较去看，左宗棠的性格特征十分鲜明，时人概括为“刚直”，他自认为是“忠介”。 本书中以“机灵”称谓李鸿章，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曾国藩当年称他“性情高傲，心高气盛，急躁、傲慢”，说的也都符合后世观感。 李鸿章擅长政治手腕，毕生不乏政治投机，却很难说他“圆滑”，因为关键时刻他能担事；李鸿章以“痞子法”办外交，以“纵横术”应对列强，劳心劳生，疲于奔忙，却又很难称得上是卓越的外交家。民间有一种戏称，说他是卓越的“斡旋家”，姑妄言之。 站在心理学的角度说，一个人的性格、学识与他的行事作为，往往具备逻辑一致的贯通性。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个人是怎样的性格，具备怎样的学识，基本就可以判断他会做什么事。至于事功大小，全凭个人才气高低。 伟人之所以为伟人，在于他性格、学识、行为全部贯通，三者配合天衣无缝，且将之发挥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有时甚至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 君主能达到这个境界，是一代圣主；重臣能达到这个高度，是一代名臣。 普通人之所以是普通人，固然是因为才气有所缺乏，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性格、学识、行为混杂，内部逻辑彼此冲撞，自我损耗掉了。 以李鸿章“八千里外觅封侯”的浩荡才气，“性情高傲，心高气盛”的性格，以理学“诚”字立身的学识，却有着“痞子法”“纵横术”的作为，其内部不但逻辑混乱，而且剧烈冲突，有如一架正翱翔万里的飞机，一边油门加到*大，一边刹车踩到底，在高空翻滚跌宕。 这时再回看前面说的“曾国藩拼命做学问，左宗棠拼命办事，李鸿章拼命做官”，左、李各自得失，我们或许又会有新的发现。 血性于人虽然有强弱之分，但对每个人而言都不可缺失，因为有血性的人才有信念，甚至信仰。信念与信仰一以贯之，有如纲举目张，可以让人自我理顺性格、学识、行为三者的关系，而不至于逻辑混乱，自我冲突。 作为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臣、名臣，缺学识又少血性，这大概正是李鸿章身后受世人诟病的修养气质方面的根源，也是他进入中年后一度由重臣滑向权臣的个人素质方面的原因。前述李鸿章个人的诸多问题，大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我们此时回头再对照看本书开头，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两人求学与立志的起点阶段，事实上已经基本确定了后来的方向。 同为晚清官员，衡量左、李官品、官德，*重要的一条标准，是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