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宋辽金史讲义·资治通鉴介绍

　　司马光生于1019年。他处的年代是从真宗到哲宗这个时期。他生于天禧三年，正是真宗的晚年，死于哲宗元祜元年（1086），中间经过了3个朝代，活了68岁。在今天看来，68岁还很年轻，但在司马光那个时代，68岁已经是很老了。司马光的父亲是做官的，在他出世的时候，他父亲正做县官。司马光在仁宗宝元元年（1038）中进士时，才20岁，后来一直做地方官，到宋仁宗时改做京官，仁宗末年做到谏官（知谏院），神宗初年是翰林学士。司马光修《通鉴》开始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四月。当时，王安石做宰相。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他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无效，政治上被排斥，就搬到洛阳。从神宗熙宁三年（1070）起，司马光长期在洛阳，投闲置散，从此，把全副精力用之于修《通鉴》。所以说，司马光修《通鉴》是在王安石当政时期，是他在政治上不得意那一段。《通鉴》直到元丰七年（1084）成书，司马光已经66岁了。第二年神宗死，哲宗立，政局改变，新法罢黜，司马光做了6个多月宰相。　　司马光做事很踏实，很谨慎。踏实到什么程度呢？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是“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他做事情很认真，很诚恳，不欺骗，也很刚强。他生平没有写过草书，都是一笔不苟地写楷书。他这个人也很固执，主张一旦拿定就不容易改变，毫不妥协。比如，欧阳修和司马光的私人交情是不错的，但是为了一件小事，俩人争得很厉害。什么事呢？宋仁宗没有亲儿子，过继了一个（就是英宗）。这在封建社会是很普通的事情。过继以后，英宗当然称仁宗是父亲，但对自己的亲父亲又称什么呢？一般人称伯伯，或者称叔叔，英宗不愿意。由于他对自己的父亲有感情，不但称仁宗为皇考，对自己亲父也要称皇考。欧阳修认为这是可以的，司马光认为这绝不可以，只能称英宗的亲父皇伯。司马光平时很尊重欧阳修，欧阳修保荐过司马光，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俩人争论不休，寸步不让。还有韩琦（封为魏公）刺陕西义勇的问题。宋朝有一种制度，把老百姓抓来当兵时，要在脸上刺字，防止逃跑，叫作“刺义勇”。《水浒传》里面说，有人脸上有金印，就是刺的字，这是很不好的制度，是很残暴的事。有一回，陕西正遇到西夏族和宋有战争，韩琦、范仲淹打西夏，韩琦要刺陕西义勇十五六万人。司马光认为“刺义勇”是害民之事，完全不必要，而且态度坚决，毫不妥协。后来，韩琦也很佩服司马光。另外，有一个人叫张方平，和苏东坡父子的关系很好，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不坏，但司马光却认为他是奸回。既然是奸就是敌人，因而，司马光对张方平的斗争与对欧阳修、韩琦不一样。后来，苏东坡写行状写到张方平时很为难，因为苏东坡父子是张方平提拔的。从上面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确很固执。　　王安石比司马光还倔强，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宁可丢官不做。有一回，当局要他出使辽国，他不去，他说，我从来没有接待过外使。宋朝接待辽使有仪式：北方使臣来了，南方一定要有人接，叫接伴；走的时候要送，叫送伴。王安石给皇帝上奏章，要做念书搞学问的工作，不干招待宾客的事。过去流传有一个笑话，很有意思。说的是当时包拯做过群牧使，就是养马的，是宋朝特殊的官。有一天包拯请客，要客人喝酒，司马光说不喝，王安石也说不喝。包公说不喝不行。后来，司马光喝了，王安石还是没有喝，包公也没有办法。所以，司马光说，介甫比我厉害，比我坚决，我还喝了一点，他一点都没喝。　　司马光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主要表现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王安石很有学问，出名也比司马光早，司马光在40岁以前并不很出名。司马光和王安石在一起做官的时间不短，学术上也互相尊重，本来是朋友。到了实行新法以后，关系就不同了。早在仁宗的时候，民族矛盾尖锐，北边是辽（在今天的河北北部），西边是西夏（在今天的甘陕北部），连年发生战事，军费支出很大。因为宋朝的剥削厉害，社会阶级矛盾也很尖锐，出现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行政经费开支也很大。所以，无论军事上、经济生产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到宋仁宗初年，范仲淹开始进行改革，在历史上叫“庆历新政”，但没有坚持下来。神宗继位之后，王安石上万言书表示自己的主张，他指出，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根本改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