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李继宏译本)

1957年6月3日，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两位顾客挑选了一册《号叫及其他诗歌》，这是该店出版的“袖珍诗人丛书”第四卷，售价75美分。那天老板劳伦斯·菲林格蒂正在加州中部山区大苏尔，看店的是经理村尾重芳；后者在收银的时候，应该没有料到这竟然是一次钓鱼执法。那两人付了钱，随即亮明便衣警察的身份，以销售淫秽图书的罪名，当场拘捕了村尾；该市警察局青少年署随后发出了针对菲林格蒂的逮捕令。
旧金山警察局对这部诗集的指控并非毫无根据，问题主要出在开篇诗歌《号叫》；该诗**节描绘了二战后美国一些白人青年酗酒吸毒、纵情声色的生活状态，充满粗俗甚至淫秽的用语。但时年31岁的作者艾伦·金斯堡只是个默默无闻的诗人，《号叫及其他诗歌》在前一年刊行，是他**部正式出版的作品，销量平平无奇，之所以引来那些以卫道士自居的警察，是因为过去两个多月来一场在旧金山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风波。
那年3月25日，旧金山海关官员切斯特·麦菲没收了520册从英国印刷厂寄往城市之光书店的《号叫》，随后在接受《旧金山纪事报》记者采访时，说出了他这么做的理由：“这本书的用词和立意都是淫秽的，你不会想让你的孩子碰到它。”查禁含有性描写内容的图书不是切斯特·麦菲个人的爱好，而是美国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
早在1821年，马萨诸塞州出版商彼得·霍姆斯便因为印发英国作家约翰·克里兰1749年的小说《芬妮·希尔》而被课以300美元重罚；1842年生效的《美国关税法》禁止进口淫秽读物，赋予海关没收违禁图书的权力；1873年生效的《压制淫秽文学和不道德文章交易及流通法》禁止邮寄一切与性相关的物品；此后百余年里，文学作品在美国各地遭到焚烧、查禁甚至起诉的例子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具有重要影响的经典，包括瓦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
社会环境如此，早年美国出版商在审稿时异常谨慎，会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法律纠纷而拒绝一些投稿，所以像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虽然都是在美国用英语写就，但*初只能去较为开明的法国巴黎出版。20世纪40和50年代的美国作家和出版人还时刻面临着一种更大的危险：麦卡锡主义。
1945年二战结束后，一道铁幕在欧洲大陆徐徐落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长达46年的冷战。冷战本质上是两种意识形态之争，早期社会主义阵营稳稳地占据了上风，既因为苏联是击败法西斯德国的主力，在战后国际社会享有崇高的威望，也因为资本主义阵营大部分成员国，比如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均是作恶多端的殖民帝国，亚非拉人民无不对其深恶痛绝。1948年在波兰召开的“世界和平知识分子大会”便是典型的例证。当时原子弹尚未研制成功的苏联出于对美国的忌惮，组织了这次主张裁军、主权、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会；约600名来自46个国家的知名知识分子出席，包括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和智利诗人聂鲁达等，甚至连爱因斯坦和美国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也发去了贺信。这次大会的成功催生了1950年创办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帮助苏联树立了代表进步与和平的国际形象。
美国为了应对苏联的宣传攻势，同时开辟了对外和对内两条思想战线。就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成立的同一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笼络一批亲美知识分子，如英国作家伯特兰·罗素、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和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等人，在巴黎设立了以抹黑共产主义为宗旨的“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打着宣扬文化自由的旗号，出版大量颂扬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的图书刊物，资助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文化自由大会巅峰时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这是美国对外的思想战线。
对内的思想战线则是麦卡锡主义。美国政府公然打压共产党员由来已久，早在1947年，哈里·杜鲁门便已签署总统令，禁止共产党员在联邦机构任职。1950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指控美国国务院部分职工是共产党员；联邦调查局随后掀起一股大肆迫害信仰或认同社会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的狂潮，当年的媒体将这种白色恐怖称为麦卡锡主义。自1950年起，美国当局一方面阻挠国外左翼知识分子入境，一方面骚扰甚至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国内作家、编剧、导演和科学家。1950年，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应邀前往纽约交流，但因其同情工人阶级的言论，申请签证时遭到诸多刁难，在美国巡回演讲期间也被联邦调查局探员跟踪。驰名国际的剧作家亚瑟·米勒曾有多年被拒发美国护照，不得离境；侦探小说天王达希尔·哈米特因为拒绝提供四名遭通缉共产党员的下落而身陷囹圄，被列入黑名单或收监囚禁的好莱坞演员、导演、编剧和音乐人更是不计其数。1954年8月，《共产主义控制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将共产党列为非法组织，信仰或支持共产主义被定义为重罪，麦卡锡主义自此取得了在美国本土彻底污名化共产主义的*终胜利。
慑于埃德加·胡佛及其手下联邦调查局探员的淫威，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版界几乎人人自危，敢于发行含有违禁内容书籍的，只有极少数新创办的小众出版社，如纽约的小树林印刷所（Grove Press）和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后者的创办人劳伦斯·菲林格蒂1919年出生于纽约，1950年从巴黎索邦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翌年迁居旧金山，1953年6月和朋友创办这家*初只卖平装本图书的书店，两年后刊行“袖珍诗人丛书”**卷，涉足出版业务，艾伦·金斯堡的《号叫》是该丛书第四卷，也是城市之光出版的第四部图书。
菲林格蒂本身是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的诗人，但和美国同时代一般左翼知识分子不同，他极具经世之才，在出版《号叫》之前，早已预见到这本书将会给他带来麻烦——毕竟在这首长诗里面，金斯堡不仅使用了大量粗言秽语，还将美国比喻成“法西斯骷髅地”，要对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和“两万五千名疯狂的同志齐声唱响《国际歌》*后一节”。1956年3月，菲林格蒂把书稿寄给专门替个人和机构打官司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询问如遭起诉能否得到法律援助，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放心地在当年11月将其付梓。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信守承诺，在1957年4月3日知会切斯特·麦菲，声明将挑战旧金山海关此举的合法性。与此同时，《旧金山纪事报》连篇累牍报道这件事，刊登了许多声援城市之光的言论。大概迫于舆论压力，旧金山联邦检察官拒绝就《号叫》立案，海关只好在5月29日放行遭扣押的图书；但旧金山警察局青少年署已在报刊上获悉《号叫》的争议，决定介入，因而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村尾重芳被捕三天后，劳伦斯·菲林格蒂从大苏尔回到旧金山，走进警察局自首；翌日公民自由联盟替他们支付了500美元保释金，并着手筹备与警方打官司，于是一场即将彻底改变美国出版业的审判就此开始了。
这场诉讼持续了四个月，菲林格蒂和公民自由联盟邀请多位文学研究专家出具证词；当年8月22日，法官克莱顿·霍恩宣判村尾重芳无罪，因为检方无法证明他看过《号叫》；10月3日，霍恩宣布检方控诉菲林格蒂出版淫秽读物罪名不成立，因为该书不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淫欲而写，而且具有重大社会影响。这次判决成为一个经典判例，改变了美国图书因为含有色情内容遭禁的命运，比如原本只能在巴黎印行的《洛丽塔》翌年即得以在纽约出版。诉讼期间全美各地媒体的报道提升了《号叫》的销量，不但令艾伦·金斯堡声名鹊起，也让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洛兹和尼尔·卡萨迪走进了公众的视野，因为在《号叫》的扉页上，金斯堡热情洋溢地将其得意之作献给了这三位相识多年的朋友。
他们的友谊始于1944年的纽约。那年夏天，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金斯堡通过校友路西恩·卡尔，认识了凯鲁亚克和巴洛兹；卡萨迪加入这个圈子，则是第二年的事。随后几年，他们和纽约其他白人文艺青年过着放浪形骸的日子；用作家约翰·克勒兰·霍姆斯的话来说，构成这些白人青年的世界的，是“污秽廉价的公寓、时报广场的咖啡店、波普音乐酒吧、彻夜的晃荡、街角的聚会、搭便车、遍布全城的时髦酒馆，以及街道本身。这个世界的居民沾染上毒瘾和其他恶习，一直追求更疯狂的东西……他们永不停歇，昼伏夜出，到处‘搞关系’，突然消失进监狱，或者消失在路上，结果又回来，然后再次出发”。
但金斯堡、凯鲁亚克、巴洛兹和卡萨迪等人不是异类，这种背离美国主流白人清教徒价值观、迥异于前人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同辈当中特别流行。从纽约到洛杉矶，从芝加哥到新奥尔良，爵士乐酒吧遍地开花，警察逮捕吸毒青年男女的新闻在各地报纸上层出不穷，以至于霍姆斯在1952年11月16日的《纽约时报》上，撰文详细介绍了这种新出现的潮流，并借用凯鲁亚克的说法，将这些出生于1920年到1930年间的青年，亦即在二战前后成年的那批人，称为“颓废的一代”（Beat Generation）。
正如厄尼斯特·海明威等1900年前后出生的迷惘世代深受一战影响，以凯鲁亚克和他的朋友们为代表的颓废的一代，也是因为二战才出现的；但与一战不同的是，二战给当年敏感的文艺青年带来的不再是信仰的幻灭，而是命如蝼蚁的惊惶和末日降临的恐惧。
1944年7月23日，苏联红军解放了位于波兰卢布林郊外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奥斯维辛、贝尔根－贝尔森、拉文斯布吕克等集中营也先后得到解放，大量尸横遍地的现场照片和幸存者的回忆见诸报端，德国及其占领区以外的公众开始了解到在自诩文明的欧洲，竟然有一千多万无辜者在羁押中死于饥饿、伤病、酷刑和毒气室。这个残忍的事实给时人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令他们感到——用诺曼·梅勒的话来说——“难以承受的惊惶”，因为人们可能会无缘无故地死去，而且死得毫无尊严，他们的生命则变成没有个体特征的统计数字。
另一种二战造成的集体心理创伤来自原子弹。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让人类**次意识到，原本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其实随时可能降临。尤其是1949年苏联首次核试验成功以后，美国随即挑起持续多年的核军备竞赛，这种末日恐惧日益增强，以至于艾伦·金斯堡在《号叫及其他诗歌》里一首题为《美国》的短诗中发出了怒吼：“美国啊，我们何时结束人类的战争？原子弹就用来干你自己吧。”
两种集体心理创伤诱发了颓废的一代消极悲观的思想倾向，但促成他们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的，却是美国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一枝独秀的经济环境。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由于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和随后中西部农业产区持续多年的沙尘暴等因素而一直处在崩溃边缘，1939年国内生产总值仅有930亿美元，尚不足1929年1050亿美元的九成。二战爆发以后，美国生产大量军火出口欧洲，借此爬出大萧条的泥潭，进入20世纪该国经济增长*快的阶段，到1944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高达2240亿美元。得益于战时经济繁荣积累的财富，美国在1944年推出《军人复员法案》（The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数百万退下战场的士兵领取失业保障金和学费补贴，基本上无需为生计发愁。至于其他享受不到复员军人福利的年轻人，战后充足的工作岗位和低廉的生活成本也给了他们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客观条件。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些白人青年不约而同选择了一种可以总结为反传统清教徒价值观的生活方式。他们热衷和追求的一切，都和当时社会主流格格不入，其中*为激进的，莫过于他们对爵士乐的热爱、吸食毒品的恶习和开放的性观念。
爵士乐19世纪末起源于新奥尔良的黑人社区；和结构严谨、形式繁琐的西方古典音乐相比，源自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爵士乐风格多样，侧重即兴表演，更适合抒发现代人复杂的情感，因而在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普及以后，迅速风靡全美。早期的爵士乐巨星——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艾灵顿公爵到查理·帕克——都是黑人，以至于到了二战期间，许多热爱爵士乐的白人青年开始模仿黑人的语言和打扮。要知道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美国实行严厉的种族隔离制度，黑人非但不能和白人住同一个小区，上同一所学校，甚至不能使用公共汽车上的白人专座或者餐厅、加油站等公共场所的白人专用厕所，大多数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到了荒唐的地步。比如1958年10月，北卡罗来纳州一个8岁的白人女孩主动亲了两个9岁和7岁的黑人男孩的脸颊，当地警察竟然把两个男孩抓起来，指控他们犯了强奸罪，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严酷种族压迫的氛围中，热爱爵士乐、以模仿黑人说话穿衣为荣的白人青年被主流媒体蔑称为“嬉普士”（hipster），诺曼·梅勒则直接称之为“白皮黑鬼”（white negro）。
人类吸毒的行为由来以久。正如阿道司·赫胥黎曾经指出的，绝大多数俗世男女的生活即便并非十分痛苦，也是极其无聊、穷困和窘迫的，所以人类一直有逃避现实的冲动，渴望超越自身的境况，哪怕这种超越很短暂；宗教艺术、节日欢庆、跳舞听歌等，无不服务于这种冲动，吸毒亦是如此。二战后那些生活在末日恐慌里的白人青年逃避现实的冲动尤为迫切，况且当年美国法律固然禁止买卖海洛因和大麻，但吗啡、苯丙胺、可待因却是公开销售的药物，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土产的乌羽玉也并不难得，吸食这些能够引发强烈快感和离奇幻觉的毒品因而在他们当中蔚然成风。对凯鲁亚克、金斯堡和巴洛兹等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吸毒还为他们打开了通往全新艺术境界的“知觉之门”。
至于他们有悖传统的开放性观念，除了受绝望的心理状态影响，也跟避孕套的广泛使用密切相关。20世纪以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从英国到印度，从中国到美国，人们往往谈性色变，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古代卫生条件差，即便达官贵人，也经常一两个月不洗澡，多数身上有虱子，气味十分难闻，对普通人来说，做爱要么特别麻烦，要么不是特别快活的体验。第二个原因是古代医疗技术落后，缺乏有效避孕措施，这意味着做爱引起怀孕或者感染性病的概率很大；假如双方不是合法夫妻，怀孕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哪怕双方是夫妻，分娩时女方也很有可能死于难产；若是染上梅毒等性病，往往只有死路一条。到了20世纪的美国，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性的危险程度逐渐降低，尤其是在1930年以后。那年美国建成**条自动化避孕套生产线，极大提高了避孕套的产量；次年全美基督教联合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声明不再反对避孕，解除了教徒使用避孕套的精神压力。推广避孕套效果*显著的措施发生在二战期间：为了阻断社会上泛滥成灾的性病在部队内部传播，避免战斗力遭到削弱，美国军方给所有官兵免费派发避孕套，到1942年，每月派发数超过五千万个。避孕套的普及，加上盘尼西林的发现，促使性在历史上**次不再是“危险的愉悦”。只有快感、没有恶果的性对那些自觉没有明天的白人青年来说不啻为全新的福音，他们彻底抛弃当时美国主流的近乎禁欲的性观念，割裂性与婚姻生育的捆绑关系，不再追求单一性伴侣，甚至不再认为性只能存在于男女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