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八千年

**章 文明的起源与界定 地质学家将地球的历史发展大致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时代：太古宙（地球形成—25亿年前）、元古宙（25亿年—6亿年前）、古生代（6亿年—2.5亿年）、中生代（距今2.5亿年—6500万年）和新生代（距今6500万年至今）。而有关人类进化史的研究表明：直到大约680万年前，人类*早的祖先才在非洲乍得出现，它们被称为萨赫勒人乍得种。大约在20万年前，早期智人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区出现。人类从蒙昧进化到文明，从无记载的历史演进到有记载的历史，此中又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非一蹴而就。因此，与整个地球的历史相比，人类的历史实在短暂，人类的文明史更是短得可怜。 人，既是意义的主体，亦是意义的客体。任何学术研究与探讨都不能脱离人，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同样如此。这里的文明显然指的是人类的文明，对文明的探讨显然也是人类对自身文明起源史的探讨。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学科、学术的日益发展和紧密合作，尤其是历史学与考古学新发现、新资料的不断丰富与充实，人们对历史源流问题的探究欲望与兴致也越来越高昂，其意义也显得越来越重大。 然而，著名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曾有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就说明，人类既是问题研究的*重要推手，也是问题研究的*大束缚，历史学只能在已经形成的文明时代里探究文明，考古学只能在文明时代的*先处拓展文明的源头。如此站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之内，加上人性本身的辩证特性，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形成了一种吊诡：所谓源头，本身只能是固定不变的，犹如河流的源头一样。如果源头依于考古资料的发现而得到证明，那么源头就是暂时的。因为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推进，新发现、新资料将不断出现。因此，文明的源头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拓展、不断发现的源头，只要出现有力的佐证，向上求证未尝不可。 **节 关于文明的界定 在《哲学辞典》中，关于“文明”这一术语，其所给出的定义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人类开化状态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与‘野蛮’相对”。从这个定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辞典》主要是从三个角度来界定“文明”这一术语。首先，“文明”主要指的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其次，“文明”主要指的是人类开化的状态，这种状态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后，与“文明”这一术语相对应的一个词是“野蛮”。 如果我们从词源学的角度来对“文明”进行考察，我们会有这样的发现，中国古籍中*早出现“文明”二字连用的情况主要见于《周易》和《尚书》。在《周易？乾？文言》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一说。《周易》中“文明”连用的语词还有一些，譬如，“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同人》）；“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实行，是以元亨”（《大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等。在《尚书？尧典》中，有这样的说法：“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在中国古代汉语的表达习惯中，一般一个字就是一个表意单位，所以，中国古代所说的“文明”跟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文明”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文解字》对“文”的解释：“文，错画也。象交文。”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交错的笔画。象交叉的纹案”。指的是天地万物的信息产生出来的现象、纹路、轨迹，描绘出了阴阳二气在事物中的运行轨迹和原理。“明”在《说文解字》中主要指的是“日月照耀”。当然，从《周易》和《尚书》这两处文本中，我们不难看出，“文明”在过去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已经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但是绝对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理解。 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s”，这个词在英文中的含义主要有：公民的、国家的、社会的、城邦的。从英文的这个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在讲“文明”的时候，多与城邦政治和城邦生活相联系。从词源的角度来说，东西方在刚开始所谈论的“文明”并不是一回事，东西方对于“文明”的强调也并不相同。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家园，在希腊所创造的文明中，当时伟大的哲学家都比较重视城邦政治和城邦生活，甚至将政治生活作为人的生活*为本质的规定。比如说写作《理想国》的柏拉图和写作《政治学》与《尼各马可伦理》的亚里士多德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预设了国家和个人具有同构的关系，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个人是缩小的城邦。人和城邦都要按照“正义”的要求去做，以实现各自的禀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当中将人理解为政治的动物，他在个人与城邦之间的关系上曾经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在《政治学》中，他说道：“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同石制的手足无异，这些手足无从发挥其手足的实用，只在含糊的意义上大家仍旧称之为手足而已。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大家满足其需要］”。亚里士多德甚至在书中进一步说道：“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之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由此可见，在希腊社会，城邦对于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在希腊社会，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他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为重要的方式不是获得更大的权力和积累更多的财富，而是让他们所生活的城邦成为世界上*好的城邦，让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都听到他们这个城邦的名字，个人的成就与城邦的成就密切相关。当然，他们之所以如此看重城邦的存在，一个*为重要的原因是：失去了城邦的庇护，普通人将无法生存。在城邦与城邦的战争中，失败的一方会成为胜利一方的奴隶。从西方语言和文化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在理解“文明”这个词的时候主要跟城邦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城邦中的政治生活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在对“文明的起源与界定”中，有些学者的观点影响比较深远。 1. 摩尔根的文明起源论 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研究了人类文明诞生的具体过程。在他看来：“人类必须获得文明的一切要求，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为了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摩尔根采取由近及远的回溯逆推的方式，清楚地展现出不同时期人类文明的表征及其贡献。在摩尔根看来，近代文明、中世纪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都在人类历史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文明是在此以前的野蛮阶段的各种发明、发现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也大量地吸取了野蛮阶段这方面的成就。文明人的成就虽然卓越伟大，都远远不能使人类在野蛮阶段所完成的事业失色，野蛮阶段的人已经自己创造并享有了一切的文明要素，仅字母文字一项为例外”。摩尔根将人类政治方式的变迁作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或根本的标志。他提出，“氏族的消亡与有组织的乡区的兴起，大体上可以作为野蛮世界与文明世界的分界线，也就是作为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分界线”。 2. 卢梭的文明批评论 卢梭是法国启蒙运动当中影响深远的一位思想家，拿破仑甚至说过“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严厉批评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因此，卢梭也被后人看作是对现代文明和现代性进行批评的先驱。在这本书中，卢梭指出，从那*初被容许霸占土地开始，文明的不幸就接踵而至了：阶级的区分、奴隶制度、奴役、嫉妒、抢劫、战争、法律不公、政治腐败、商业欺诈、发明、科学、文学、艺术 所有这些文明的产物，无非是堕落而已。而且，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促使人类组织化，遂出现了国家；为使政府活动有力，使弱者服从强者，于是有了法律的发展。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少数特权阶级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广大劳动者终日辛劳，却不得温饱。不仅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公引发了大堆的社会邪恶：奢侈、糜烂、堕胎、杀婴、暗杀、格斗、性变态等，整个社会道德败坏，人伦丧尽。一句话，在人类自然的肌体上，制造了多个“文明”的恶瘤。如果将文明社会的这些腐败和邪恶与野蛮时代相比较，野蛮人的生活倒是健康的、神圣的和合乎人性的。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卢梭认为“文明”主要是源于私有制，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出现的经济、政治、国家、法律、道德、文化艺术等都是“文明”*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但是，卢梭认为，这些“文明”的形式违背了人的本性，是对人的本性的遗忘与背叛，导致人的虚伪与堕落，因此是值得批判的。卢梭之所以这样看待人类的“文明”，跟他的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刚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在他10岁的时候也离他而去，他自己在人生的早期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自然的孩子，到处流浪生活。这段居无定所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流浪过程中他看到了所谓“文明”社会的各种弊端，自然淳朴生活的益处。所以，他在建构理想的社会制度的时候，提出了一种他所设想的“自然状态”学说。处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或野蛮人是孤独的，相互之间没有交往和联系，因而不需要语言；两性的结合是完全偶然的，没有固定的居所，不存在家庭；没有农业和工业，没有战争，除了生理上的差异之外彼此自由平等，因而处在和平状态之中。这样的野蛮人的全部欲望表现为肉体的需要，这就是食物、交媾和休息。在自然人的心灵中有两个*原始的原则：自我保存和怜悯。自然法的一切准则都是从这两个原则产生出来的。私有制产生之后，人类从此便由自然平等的自然状态陷入了没有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痛苦之中。为了解决私有制带来的弊端，人类必须想办法回到文明之前的状态之中。 3. 福泽谕吉的国家文明论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理论先行者，也是日本明治维新在思想上的设计师。他对于什么是“文明”和日本如何走向世界“文明”都做出了认真的思考。他在《文明论概论》一书中提出，“文明是一个相对的词，其范围之大是无边无际的，因此只能说它是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进步的东西”。他说：“‘文明’这个词，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无法、孤立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当然，福泽谕吉的这种理解主要跟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处境和日本要走的道路密切相关。他所强调的文明着重于开化的“国家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