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史哲》干编辑

见证预流的学术 陈卫平 这本书记录了一个年轻人在《文史哲》干了六年编辑的经历，以及对于如何干好编辑的思考。我从未有过在学术刊物做编辑的经历，要说和“编辑”沾点边的，就是在中小学和知青下乡期间“编辑”过黑板报。因此，我实在不是为此书写序的合适人选。在邹晓东的执意邀请之下，只能勉为其难。我和晓东并不很熟，在《文史哲》的一些会议上见过面，也看过他写的两部著作《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性善与治教》，给我的印象是颇善哲理分析。读了这本著作，我觉得他是把哲理分析的头脑运用到了对编辑工作的思考上。 我在学术道路上得到过《文史哲》编辑的扶植，也参与过这本书提及的几次人文高端论坛等活动，与该刊现任主编王学典和前两任主编蔡德贵、陈炎都是年龄相近的朋友。和前些年不幸病逝的陈炎一起，2003年秋天我们同在台湾，一到休息日就结伴旅游。有一次，台湾朋友开车陪我们玩，半途车子掉进高山的路沟，我俩从侧翻的车子中爬出来，颇为狼狈，幸好有惊无险。因为这些，我于《文史哲》怀有特别的亲切感。晓东的这本书使我的这种感情更深了一层，因为它让我比较深入地知晓其成为名刊的秘诀。下面说的是对于这本书的读后感。 晓东写的这些文章有三个特点：实践性、概括性、前瞻性。 首先，实践性。书名中的“干”字凸显了这一点，即所言所思都是源自“干”的实践。尽管作者原初想做个学者，但他“干”了编辑之后，确实是真“干”，开始从实践中学习如何做个好编辑，探索如何提升刊物的质量。印象*为深刻的是关于“如何加强编委会建设”的论述，它认为现在很多刊物聘请学术“大咖”组成编委会，这样的“门面编委”固然有一定作用，但从更好发挥“引领”和“创新”的作用来说，需要建立由刊物编辑主持的“实用编委工作室”，使学者和编辑一起策划选题、审稿、约稿。对此，晓东提出了一些切实的可操作的措施。这样的认识和对策，没有“干”的实践是不可能提出来的。 其次，概括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如何干好学术刊物编辑的讨论做了概括；二，对于《文史哲》在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办刊的历程做了概括。前者集中于作者概括的“七个关系”：“类工作”与创造性工作的关系、编辑身份与学者身份的关系、配合刊物举宏观学术大旗与探索具体新知的关系、扎实守成与开拓工作新局面的关系、服从程序与精英人治的关系、立足中国传统与面向世界学术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一般人文学术的关系。后者就是作者所谓的“预见大势、介入大势、见证大势”，并以相关的事例进行了说明。 *后，前瞻性。上述两方面概括，其实质指向便是该书《跋》中所说的“预流”，即如何以史为鉴，“得预”学术之新潮流。这一旨趣意味着，作者关注当下如何“预流”的问题，这就是其前瞻性。《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提出了这样的预见：新中国的人文学术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转型。此前的**次大转型是1949年以后从民国学术到新中国学术，第二次大转型是1978年以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到“以现代化（现代西方是其标杆）为纲”，而第三次大转型就是走向“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本书的第三、四、五编的文章大多体现了对这一前瞻性预见的论证和思考。 接着“预流”的话题，从编辑与作者、刊物与读者的角度谈点意见。就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来说，刊物需要“预流”学术新潮流，特别需要注重发现、扶植年轻作者。因为预示学术新潮流的新概念、新领域、新思想往往首先是由他们提出来的。年轻作者作为学术新潮流的先锋和弄潮儿，这一点，《文史哲》是有切身体会的。1954年该刊发表了两位年轻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由此引发的讨论成为上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次大转型的标志性事件。这被毛泽东称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 毛泽东对于青年人何以更能发明创造做过思考。他说：“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这个结论不见得无可商，但它认为“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有着内在联系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刊物编辑鼓励学术地位低微的年轻作者，激发他们生力旺盛的学术创新，是刊物“得预”学术新潮流的重要基础。现在大多数刊物为了追求引用率、转载率，很少发表年轻人的文章。按照毛泽东上述的说法，似乎刊物上文章的作者应当青年人占七成。这也许很难做到，但青年作者要有较高的比例，则是应该提倡的。从晓东的文章中不难看到，注意“小人物”的传统，正在《文史哲》干编辑的实践中得到继承发扬。这必将助力于《文史哲》在共和国人文学术第三次大转型中实现“得预”学术新潮流的办刊境界。 刊物出来了，是为了给人看的。因此，这就需要了解一下在读者的眼光里什么样的文章是具有“预流”的意义的。按照本书作者自己的体会，可以用心头一“震”、眼前一“亮”来概括。所谓心头一“震”，就是揭示了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颠覆了原先以为天经地义的定论。在上述1978年由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在学术领域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潮流中发表的某些文章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读书》在当时之所以洛阳纸贵，就在于那里总有这样的文章。“不入主流，难成一流”，似乎已为学术刊物界所公认。入主流就是要关注时代问题，但这绝不是套用、注解某些宣传口号，而是要把时代课题转化为具体的学术问题，使读者从中感受到时代的脉动。所谓眼前一“亮”，就是打开了学术研究的新视野，看到了学术研究的新方向。以中国哲学史研究来说，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发表的论文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向，比如救亡与启蒙的关系、心理积淀与思想传统的关系等。李泽厚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不一定都是对的，重要的是在读者眼前展现了某种另外的可能性。《文史哲》近些年连续举办人文高端论坛、策划重要选题，为的就是要让读者心头一“震”、眼前一“亮”。 写了这些读后感，是希望晓东在今后干编辑的实践中，进一步记录下《文史哲》在共和国人文学术第三次大转型中的“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