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研究

贾平凹的内心是有悲哀的 谢有顺 秦岭并不仅仅是《山本》的背景，它就是小说的主角。要写真正的秦岭志，秦岭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就都是角色，它们才是秦岭的肌理和血肉；而生活于山里的人，反而是过往云烟，他们或强悍或懦弱或善良或凶残或智慧或奸诈，终究本于尘土而又归于尘土。小说的*后写道，“这是有多少炮弹啊，全都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一堆尘土了！陈先生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 这就是“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的秦岭，中国*伟大的山脉。它无声地接纳着一切，包容着一切，它抚平人心的沟壑、历史的褶皱，当春天来临，百花盛开，太阳照常升起，万物生生不息。秦岭是一切生命的舞台，也是如上帝般的观察者，人与物的荣辱兴衰，尽在它的眼底。 《山本》写出了一座大山的肃穆、庄严与敬畏，所谓悲悯，正是由此而来。 麻县长以他的风物志，表达了他对秦岭中那些渺小生物的有情，多少人忙着革命、斗争、夺取，而他只为这些默然的生命立言。在历史的洪流中，这样的立言，有点像文人在乱世的际遇，更多是一种无奈、一种软弱人生的余绪而已，但它使无名者留名，于无声中发声，反而体现了秦岭的胸襟和气象。 沈从文曾说，“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与麻县长的“有情”相比，更多的人追求“事功”，确实，连绵的战争带来生灵涂炭，权力的追逐免不了漠视生命，那些丰功伟绩、英雄主义的背后，是百姓的疾苦，是人性悲剧的盛大演出。一个苦难过去了，另一个苦难又接踵而来；为制止一次由权欲泛滥所带来的杀戮，迎来的往往是更大一次的杀戮；这边刚刚尘埃落定，那边又开始暗潮汹涌。历史总是在重蹈覆辙，普通小民却如波涛中的一叶小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随着世事的浮沉而颠沛、寂灭。 麻县长对那些无辜生命的凭吊，寄寓着作者面对历史的伤恸之情。 《山本》里的这种哀矜和悲悯是深沉的。革命的纷乱，涡镇的兴亡，人事的虚无与实有，是一种生活常态。但贾平凹也看到，历史中有多少善美，就有多少丑陋；有多少坚韧的生，就有多少罪恶的死。他不再简单地写乡土的质朴、重义，更不会轻信传统文化的救世情怀，而是很早就看穿了人世破败的真相。 《山本》之前的《老生》，以四个故事呈现百年乡土社会的变局，从乡绅阶层的落寞，贫苦大众翻身做主，到*后，乡村在改革浪潮中发家致富之后又沦为空村——传统和现代的价值观都显露出了自身的乱象。更早以前的《古炉》，写的也是乡村，村民从丢钥匙这样的小事，到“破四旧” “文革”，他们的起居生活及思想意识都被迫卷入政治运动的旋涡之中，如小说中的善人所说，维系人与人、人与自我，社会、国家的纲常伦理已经失序，乡村也就不复有一种正常运转的经纬。 《古炉》《老生》都写到，一群小人物在历史的动乱中，或隐忍慈悲，受尽欺侮与伤害，仍倔强地活着；或被自己都还不甚了了的各种革命理念所劫持，拔刀向更弱者砍去，以善的名义不断制造新的恶。 以暴力和恶来推动的历史，只会产生更多的暴力和恶，历史的荒谬正在于此。 《山本》也多是写小人物的群像，重在以小民的生活史来考辨历史的事功与情义。但比之以前的小说，《山本》还塑造了井宗秀这样的乱世枭雄。以井宗秀、井宗丞、阮天保为代表的这几种武装力量之间的争斗，也是小说叙事的重要线索。井宗秀成长的故事，原本是一个英雄的故事，他坚忍、能干，不断做大自己，梦想造福涡镇。应该说，他身上寄托着作者的某种理想，但权力、财富、美色使一个英雄失去了魂魄，人性失去了光彩，他终究成了另一个人。 井宗秀崛起和坠落的过程，体现的正是人性的复杂和悲哀。他并非全然的恶，他多方示好，他心念兄长，善待县长，尤其对女性知己陆菊人更是敬称为“夫人”。只是，这点残存的善念已经无法拯救他朽坏的灵魂，*后落个死得不明不白的下场。他死之后，陆菊人在井宗秀尸体前看了许久，默默地流泪，然后用手去抹井宗秀的眼皮，喃喃道：“事情就这样了宗秀，你合上眼吧，你们男人我不懂，或许是我也害了你。现在都结束了，你合上眼安安然然去吧，那边有宗丞，有来祥，有杨钟，你们当年是一块耍大的，你们又在一块了。”井宗秀的眼睛还是睁得滚圆。他有不甘，但权力和英雄的神话终究还是破灭了。 陆菊人与井宗秀是有对照意味的。 他们之间无关情爱，她是一个男人成长与衰败的见证者，也是他的哀戚者。这个女人宽阔、平静、有智慧，承受着生活的重负却毫无怨言，认命但又不屈从于现实的安排。在井宗秀面前，她独立，有自尊，常常牺牲自我来成全他，这份隐忍的大爱，暗藏着她对家族、对一个男人的美好想象。本着这种善良和慈悲，她将茶行打理得井井有条，将花生调教成理想中的样子后许配给井宗秀，鼓励、培育井宗秀，希望他造福百姓；她也屡次谏言井宗秀，对预备旅的暴行表达不满；她心系苍生，对人常怀体恤之情，她是《山本》里的奇女子，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 对陆菊人的理想化，可以看作是贾平凹为中国文化、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点亮了一盏小小的灯火。 这也是贾平凹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他写这块土地如何藏污纳垢，写历史背后的罪与恶时，总是对人性怀有一种良善的企盼，对寻常巷陌的烟火气有一分亲近感，对小老百姓向往安宁生活的愿望感同身受。不管革命或战争如何侵扰人心，恶与暴力如何摧毁美善，贾平凹的笔下总会有这么几个人物，他们不屈或高洁的精神如同灯火，在那些晦暗不明的岁月里闪烁。如《带灯》里的带灯，《古炉》里的蚕婆、善人，又如《山本》里的瞎眼郎中陈先生、庙里的地藏菩萨，他们都像是《山本》里写到的那面铜镜，照出历史的荣光，也照出历史的龌龊，照出人性的丑恶，也照出人性残存的光亮。 作者看着这一切的发生，痛苦着，怜悯着，茫然，彷徨，有一种无所适从，但也不知该归罪于谁，不知该审判谁。 作者在后记里说：“《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书写一种精神的来与去，辨析历史中的人过着怎样的日子，有怎样的灵魂质地，这背后又蕴含着多大的悲怆和代价，这才是贾平凹写作《山本》的真正用意。牟宗三说，一个有文化生命的民族，不顾其文化生命，是一种悲哀，但一个民族如果有其*原初的*根源的文化，而我们又不信，也无从信，则是另一种悲哀。 《山本》没有掩藏这种悲哀，它还告诉我们，在废墟之上思索和相信，远比空泛的悲哀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