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忧虑:现代性、文化惯例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序言 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实在性” “倘若道拉多雷斯大街(Rua dos Douradores)上的办公室对我来说代表了生活,”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通过他许多的“异名”之一——贝尔纳多· 索阿雷斯(Bernardo Soares)宣称道,“我所居住的与办公室在同一条街上的二楼则代表了艺术。是的,艺术,与生活同住在一条街上却又身处异室;它提供脱胎自生活的慰藉,事实上又不至于使人放下生存之事,这艺术恰与生活本身一样单调,却又表现为一种不同的形式。是的,对我来说,除了神秘本身之存在是无解之物,道拉多雷斯大街拥抱了关于所有事物的意义,针对所有神秘的解答。”现代主义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敏锐地应和了20世纪20年代里斯本的日常现代性(everyday modernity),标示出日常生活琐碎程式的单调与日常性所激发出的崇高反思之间的距离,以及过去与当下的此刻(now)之间的距离。还应意识到的是,在现代生活里个体的生活与街道并无真正的区别——两者都趋向一个仅仅意味着“无足轻重价值”的“共同抽象命运”(p.23)。然而佩索阿仍然坚信这“单调”的世界定义了经验(experience)的领域,决定了所有反思的条件。他的“日记”证明,20世纪初被现代主义者们于各处体察到的关于观性的超验主张实际上缺乏根基。这一认识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将城镇转化为巨大的工业城市———共同出现、发展。而这些工业城市如今承载着那些离开农村而寻求另一种人生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一新局面中,只有资本本身占有施动者或受制者的位置,在重复和再生产的循环中生产并确定价值。“我对于生活的无意义有一种直接的意识,”索阿雷斯承认,“观看、感受、记忆、遗忘皆为一体,在从下方街道传来的支离的呢喃中,在安静的办公室中持续工作发出的微弱的声响里,同我手肘的轻微疼痛混合起来。”(p.43) 佩索阿,即索阿雷斯,从一个“匿名的” “警惕的”角度描绘“生活”,而这角度仅仅来自一名“观众”的体验——这一观众在这世界的创设中没有自己的角色,而将自我比喻成一只“苍蝇”。“活着即是成为他者。如果一个人感受到的今天正如同他感受到的昨天,那感受甚至都是不可能之所为。因为那不是去感受,而只是以昨天的感受来记住今天,只是去成为过着业已迷失的昨日生活的活死人。”(p.48)虽然活在一种无非想“占据这个咖啡厅桌子边的一把椅子之类的渴望中……但由这样的乏善可陈,由这样的街道,世界的神秘尽数在我眼前呈现”(p.49)。同时在日本,当今和次郎和权田保之助(Gonda Yasunosuke)走过东京的街道时,他们也在传递同样的情绪,力图捕捉到此刻的经历以及其对于当下的意义。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彼时已经开始了他着重于巴黎街头生活,着重于作为这种生活的大师级领航员——游荡者——的“拱廊计划”。而对于佩索阿而言,所有事情都显得无法忍受,“除了生活——办公室,我的房子,街道之外”。然而“整体”提供了慰藉,即他所指的由构建并征服生活经验的日常生活细节所奉上的安慰: “一缕阳光连绵地落于死气沉沉的办公室;一声街头的呼喊攀升至我房间的窗户……此皆是这世界骇人的客观性。”(pp.50-51) 这种经验根植于当下: “我活在当下。不知未来也不再有过去”(pp.60-61),当下潜入那些永远不值得重复的过去。但是佩索阿似乎认定现代的破坏力在于对于无事长久的认知(p.57),以及对于人生“如历史般的”、无所教授的本真生活体验(p.77)。 在佩索阿掌控当下经验之前,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已绘制出他的主人公斯蒂芬· 迪达勒斯(Stephen Daedalus)在都柏林度过的一天的细节。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已试着捕捉一次对业已逝去之经历的当下回忆,而无数的日本作家或中国作家亦在注重个体经验的小说中优先布置下日常性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佩索阿对里斯本生活体验的复述,与日本所谓的私小说家们——其小说常常采用忏悔式日记体例,甚至与乔伊斯的都柏林生活体验并无大不同。小说家们都处于工业世界的外围,却仍受其转换过程影响。我们可以以同样的境况来描述像巴西这样的晚起发展国家,和像印度及中国这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会中的大城市。对于与众不同地根植于当下的现代经验的敏感,揭示了一种对于当下的现世维度,及对于其存在不同于既往矣的过去之处的意识。本雅明把这种当下称作日常之实在性(actuality),因为这种当下正在大型工业化城市里被体验着、经历着。但鉴于当下化作了占据主要和优先之地的时间性(temporality)——其他所有时刻的计量都以此为参照——本雅明又号召展开一场记忆的“哥白尼革命”,一场可以逆转常规,可以不把其程式建立在过去已成定论的现实,而是当下实在性之上的革命。历史学家采用过去已成定论的现实作为基础,寻求再现如实的过去,从而架设起过去与当下间的连续性。而“哥白尼革命”之后,日常性的此刻和它要构建的过去则是呈现为一种辩证的关系。 本雅明工程的核心是阐述一种“幽灵似的历史经验”的哲学可能性,即数条成为“救世主的例外”的历史规则。 这种“例外”构成了他对于唯物主义历史的一种新理解,而这种理解的实现到1940年已变得十分迫切。此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本雅明对当下的实在性的鉴别。此类鉴别方式对日本和其他任何资本主义正在生根之处的思想者来说颇为诱人,因为他们可凭此理解他们正在体验的新生事物,理解把户坂润和今和次郎他们的当下与过去分开的此刻。这些思想者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涉及历史的当下这一事实,以及这一事实如何作为当下而出现。但是当下的此刻所提供的*多只是一种*低限度的统一(unity), 一种被授权来构建日常经验的统一。也就是说,仅仅言及当下,标示出的是在意义的*低限度的整体中数个假设事实(givens)的统一。 再者,这种时间上的统一,被一种理解、再现和认知三者的综合——康德学派称其为“经验的综合统一”——所标记。换言之,获得当下经历之可能性的条件,即此刻,取决于意识的综合能力。人们一度认为,当基于此种综合而形成的统一被持续推翻时,当意识遭到来自假设事实——其挑战了意识持续有序地吸收、归类的能力——的轮番轰炸时,现代是显然可见的。于此,世界——这永续的当下——对意识宣战,并以震撼、感动及意外对它施加创伤、导入干扰,以致意识再也无法掌控其目标,被迫遁入纯粹的记忆和纯粹的过去。这世界在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关于精神生活和都会生活的研究中被加以描述,之后又被本雅明划分为“意愿记忆和非意愿记忆”两部分。这种当下*低限度的统一,无论多不稳定,仍越来越多地被思考者们看作实在的、不可避免的日常经验。这种日常性经验遍布工业化世界——涵盖殖民地与非殖民地——被鉴定为拥有与众不同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