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然则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呢？　　我在这里得指出：在专制官僚统治下，作为官僚大头目的帝王，除了王朝的开基者以外，通常是依着血统，依着“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继统法而行使统治的。这种继统法，原是周代推行贵族政治时确定下来，以期确保王权，而杜绝王位继承的争端的。到了秦及其以后的王朝，虽然所施行的是专制官僚政治，而贵族政治的继统法却依然照样保留着，于是，被我们理解为*大官僚头目的帝王及其同一血统的皇族，就无疑百分之百是属于上述“生成的”统治者群了。他们这种立在统治金字塔顶点的人物或族姓，既如此被先天的决定起来，在一切由上而下的治化局面下，就无异成了一个拉着一切其他大小官僚贵族化的起点；于是，头等以下的官僚乃至士族的贵族化——　　**，就是由于皇家或皇族虽然自成一个特殊优越的体系，但他们究不能和一般“人间”隔离。而在“同姓不婚”的规制下，尤不能不有地位、家世、财产等方面都够和他们周旋的异姓强宗、巨族、名门，来同他们这些“皇亲”结成“国戚”；而且，与他们结成了婚娅关系的，即使不是什么强宗、巨族，也很快就会列在大贵族的阵营。其升官锡爵，全凭由此取得的贵族身分。例如汉高祖以亭长出身，“贵为天子”，他那位“妻因夫贵”的亭长太大一家，不旋踵间就布满朝廷要津，而演出**幕外戚之祸；而西汉因以结束的*后一幕外戚之祸，也是由王氏“五侯同日封”的大场面导来的。皇族拉着大官僚贵族化，大贵族又拉着中小官僚贵族化，任何开明的专制政治，都是不可能贯彻“选贤任能”的用人尺度的。而且——　　第二，王位继统法的推广，即由帝王推行到他的臣下，而成为所谓宗统，更会加强上述的贵族化倾向。中国的宗法组织，原是创始于周代，周代的封建秩序崩溃，这组织理应发生动摇。但因宗法组织的*大特点，就是君权不可分、不可犯，就是父权、夫权无限大，所以，崇尚儒术，主张纲常教义，便必然要求变相恢复或加强宗法组织。同时，中国专制官僚统治，又如我们前面所说，一直需要以族长制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组织，作为其政治组织的补充，于是，具有浓厚原始性的氏族制，便与专制官僚统治一同千古。而在宗法社会组织下，一个人的繁华富贵，不仅被理解为“宗族交游光宠”，且确实要为宗族交游所共享共荣的。　　第三，作为中国官僚社会选贤任能的“贤”、“能”程度，一般是用士子对于孔家学说的修养或实践来测度的。孔家学说原本是被“载”在不易阅读、不易理解的“文”中，后来又分别为历代的儒家玄学化、礼学化，于是，它本身便成为非一般人所能接近的深奥东西；愈显得深奥，愈使人莫测高深，而对它有一知半解的学子或士大夫，就因此在一般“下民”的心目中，也相应显得高超和优异。结局，作为取士、评骘人材，乃至实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官僚政治理想的所谓学问或知识，竟反而变为造出特殊身分的武器。这知识的封锁，同以上所述诸原因连同作用起来，就相当补强了官僚贵族化在经济上的比较薄弱的条件。　　第四，我们已知道，贵族有贵族的经济基础；官僚贵族化如其同时没有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变，那就不论帝王或皇族怎样经常需要一批与他们够格周旋的人，怎样加强宗法组织，乃至怎样厉行知识的封锁，他的贵族身分终究是不易形成、不易固着起来的。幸而，事物本身总像在为自己作着种种配合的安排。秦汉乃至以后的历代王朝，迄未忘记把“普天之下”的一部分土地赐封于其亲故。除此以外，厚禄与高官总是相连的；聪明的统治者，往往不但破格赐赠，以结臣下的欢心，甚或鼓励贪污侵占，以隳野心者的壮志。汉高祖对“萧何强买民田宅数千万”所表示的优容安慰心情；宋太祖劝石守信等“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的深谋远虑打算，皆说明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其臣下，或其臣下对于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实”，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实”。结局，做官总有机会发财，有官斯有财，有财斯有土，有土斯有社会势力和身分，而这又反过来成为知识独占的前提。　　然而，所有上述诸点，统只可理解为中国型官僚可能贵族化，可能形成门阀的基因，而其在现实上的作用，则还有待于下述诸种事态的诱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