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

**章发展新动能：探寻实现经济赶超的阶梯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发展的思考“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章发展新动能：探寻实现经济赶超的阶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即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社会各界对“新动能”的理解各有侧重，相关概念没有标准的定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曾指出，要“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从动力变革角度看，科技创新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核心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既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催生新发展动能，同时还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不断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J\].求是，2021（2）。基于此，“新动能”可理解为“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创新引领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激发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一、培育经济新动能的紧迫性增强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资本回报率趋势性下降，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多变，我国的供给体系已不适应新常态发展的规律要求，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促使寻找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更为迫切。 （一）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新特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1）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后，我国经济增速由2010年**季度的122%逐步回落至2019年第四季度的60%。其中2012—2016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为74%，2017—2019年平均增速为65%，2018—2019年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总体呈下台阶走势。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出现较大波动，全年经济增速只有2%左右，但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增长的韧性逐步体现出来，第四季度反弹至6%左右（见图1-1）。除了2021年会有预期的超跌反弹外，接下来经济增长还会趋势性再下降一个台阶吗？对于此观点存在一些争论。从我国经济增速趋势上看，只要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到位，“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速仍有望维持在5%以上中高速水平。 图1-12009—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变化 资料来源：Wind资讯。 （2）我国产业结构加快调整优化的步伐。近年来，我国经历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已由2012年的91∶454∶455转变为2019年的71∶386∶543。自2012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后，第三产业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大贡献力量，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由2012年的45%攀升至2019年的639%。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内部也在加速调整升级，新产业、新模式、新产品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优化的新动力。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2019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2%，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0%，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提高到95%以上；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4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达到325%；战略性新兴服务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和工业技术改造投资保持较高增长。特别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加快成长，数字经济优势凸显，新动能进一步壮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比2015年增长了1660%，而网络经济指数对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805%；“三新”经济 “三新”经济是指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其增加值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从事“三新”经济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核算范围根据《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确定，由国家统计局按照《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增加值核算方法》，利用相关统计资料和国民经济核算资料，采用生产方采用增加值率法、相关指标推算法等多种方法核算。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63%，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15%，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93%。随着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能源利用效率逐步提高，2013—2019年单位GDP能耗平均下降41%。 （3）我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取得新进展。近年来，我国致力于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创新型国家是指以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的国家，其特征在于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高于2%，对外技术依存度一般低于30%，所获得的美国、日本、欧盟三方授权专利数位居全球前列。步伐，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力日益增强。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提升至2019年的595%，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评估的国家创新能力排名由2012年的第20位攀升至2019年的第14位，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由2012年的103万亿元提升至2019年的221万亿元，其占GDP比重由2012年的198%攀升至2019年的223%。2018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超过10万亿元，占GDP的116%。 （二）经济潜在增速呈趋势性下降态势 随着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十四五”时期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关键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新常态，是符合普遍发展规律的。少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都在人均GDP达到这一水平后经济增速出现“下台阶”迹象。 （1） 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势性下降是发展规律使然。作为追赶型经济体，我国正经历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1973年的日本、1992年的韩国相似，达到一定阶段都会经历增速下台阶过程，只是近年来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势头有所加快。作为大规模经济体，我国经济体量和发展水平逐步提升，资本存量将会随之逐步接近稳态，部分领域技术追赶愈加接近前沿水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进程加速，这些因素促使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 刘世锦，刘培林，何建武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J\].管理世界，2015（3）。在高速增长开始后的第三个或第四个十年后，日本、韩国、德国、新加坡等经历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都经历过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 （2） 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速存在一定缺口。近年来，我国的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生产函数变化已影响到经济增长动力变化。基于生产函数法的测算，近年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由2008—2013年的平均988%下滑至2014—2019年的725%，其中从2014年的83%下滑至2019年的65%，呈现趋势性下降态势，而且与经济实际平均增速存在一定缺口，2008—2013年平均缺口为073个百分点，2014—2019年平均缺口为04个百分点 刘伟，陈彦斌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4）：54-68。 （3）我国经济增速正呈现出稳步趋势性下降且缓慢收敛态势。有研究表明，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在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成长中都会经历经济增速台阶式下降的过程 刘世锦，等 陷阱还是高墙？\[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日本和韩国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后，其经济增速经历了两次“下台阶”过程，其中日本由20世纪60—70年代的年均9%左右的高速增长，逐步迈入20世纪70—90年代的4%~5%的中速增长阶段，到20世纪90年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增速再下台阶，进入年均增长1%左右的低速增长阶段。韩国在20世纪60—90年代中期实现年均8%左右的高速增长，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速下台阶至5%的中速增长，并维持了1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速再次下台阶，进入3%左右的低速增长阶段 刘世锦，王子豪等.“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新增长潜能\[M\]//刘世锦,主编.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124-169。自2010年起，我国经济增速已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下降至6%~7%的中高速增长。按照“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用15年时间完成人均GDP水平翻一番的任务，这意味着年均GDP实际增速至少要达到48%左右，而“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速至少保持在5%以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10%左右 刘哲希，陈彦斌.“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测算——兼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改革，2020（10）：33-49。未来15年时间内，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望逐步下降至4%~5%，这意味着实际增速也可能维持在这一区间。只要我国经济增速能维持在这一中速增长水平，到2035年就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终目标。 （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潜在增长率回升。2015年年底开启**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举措已取得积极成效，产能过剩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企业生产成本下降和杠杆率趋稳，房地产去库存和脱贫、生态等领域补短板取得积极进展，部分行业市场得到出清，供给结构得到优化，全要素生产率止跌回稳。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形势，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第二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2016年以来，我国通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缩小了实际经济增速与潜在增速的缺口，提升了经济增长水平。现实证据是，2019年第四季度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75%，接近历史*高水平78%（2017年第四季度）；2019年1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也接近有统计发布以来的历史*低值48%（2018年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保持在较低水平，并未因实际经济增速超过潜在增速而出现较高通货膨胀问题。 （三）要素投入动力发生结构性变化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了变化，传统依靠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的数量型增长逐步减弱，而依靠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驱动的质量型增长动力不足，造成潜在增速持续下滑。要延缓持续下滑势头，需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培育发展新动力，使潜在增长率稳定在相对中速的阶段。 （1）劳动力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适龄劳动力人口下降趋势明显。自2012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后，已连续8年继续下降，2019年下降至8964亿人，占我国总人口比重下降至64%，较2013年下降了36个百分点，而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攀升至181%，较2013年上升了3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人口抚养比逐渐上升和人口老龄化加剧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增强。与此同时，我国每年外出务工农村人数增速放缓，已由2012年的3%以上下降至不足1%，农村可供转移的年轻劳动力已较为有限，2019年40岁以上农村外出务工人数达到494%，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增速放缓正在造成部分地区“用工荒”问题。2003年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已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进而造成用工成本加速攀升，低劳动力成本要素比较优势显著减弱，迫使很多制造企业选择“机器换人”。劳动力产业间转移放缓是造成经济结构性减速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出现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三产业（如零售、住宿等服务业）的现象。三产中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服务业不能实现规模化，从而造成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这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客观因素。从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看，2003年以来，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出现趋势性下降，已跌破14并向10点逼近，而同期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也逐步下降，且处于第二产业的下方向10点方向逼近。这意味着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幅度已有所放缓，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更为缓慢，劳动者从第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引致生产率下降（见图1-2）。 图1-22000—2019年我国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计算。 （2）资本投入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迹象。受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家庭开支成本增加的影响，我国国民储蓄率呈现出下降态势，已由2010年的509%下降至2019年的444%，而同时居民部门杠杆率由2010年年末的273%攀升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的614%。人口抚养比上升和住房成本开支增加，以及居民高储蓄率趋势性下降，直接导致我国投资率下降，已由2010年的470%下降至2019年的431%。2010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快速下降，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在递减，表现为我国投资效率在持续下降，造成报酬递减与低增长的不良循环越发显著。1985—2007年我国资本形成效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平均为097，而2008—2019年降至063。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单位GDP增量所需固定资产投资额）已由2010年的40%一度攀升至2015年的124%，此后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结构后有所下降，但2019年仍保持在83%的高位（见图1-3），这意味着依靠高投资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格局已发生改变，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已呈现出低效率问题，挤压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空间，短期内不做出扭转，经济将面临长期失速的风险。 图1-31991—2019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3）土地和环境硬约束持续增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控制出让规模和速度，造成建设用地供不应求，推动了土地价格大幅上涨。2012年以来，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逐年下降。在新增供地总量下降的情况下，发展快的地区土地指标不够用，造成地价过高，挤压了地方的城镇化、工业化空间。建设用地协议和出让价格从1998年的每亩5万元上涨到2017年的每亩221万元，土地出让价格年均上涨率为2207%，19年间价格翻了442倍 周天勇深化土地体制改革与理顺经济运行\[J\].学术月刊，2020（2）：30-43。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一个突出问题是生态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在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约束下，限制资源消耗的硬约束压力日趋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刚性压力进一步增大，主要受环境容量和碳减排压力制约，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发展方式不得不向环境友好、绿色低碳方向转变。特别是，我国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将加速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和低碳改造，因为工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到全国总排放量的80%左右。因此，尽快明确“十四五”期间重点工业行业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是保证全国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关键。 （4）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较为缓慢。鉴于劳动力转移和资本深化对效率提升作用减弱，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也较为缓慢。从世界大型联合会计算的TFP增速看，近年来，我国TFP（修正）增速呈现出递减态势，从2006—2010年的11%（65%）下降至2011—2015年的-07%（36%），进入“十三五”时期再次下降至-16%（31%）。其中，2019年我国TFP（修正）增速为-01%（见图1-4），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持平，略高于全球平均的TFP增速01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和日本的TFP增速为05%，这意味着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是科技进步及其创新应用的体现，在这一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现实差距，对此，我国要加以正视并切实着力改善。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依据佩恩表 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 91），*初由美国宾州大学 “生产、收入、价格国际比较研究中心”编制，目前由加州戴维斯分校和格罗宁根大学维护，共汇集了167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量、资本、劳动力、生产率等国际比较数据。数据进行的测算显示，2017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不到40%，而德国、日本、韩国分别相当于美国的99%、75%和63%（见图1-5）。图1-42006—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变化 资料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Adjusted version), July 2020。 图1-52000—2017年主要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美国=1） 资料来源：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