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全2册)-8品

【1993 余华《活着》——几十部当代小说的缩写本】 2019年中国*畅销图书，虚构类是《活着》……
在重读近百部20世纪小说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这一个世纪的文学，有没有一个总标题？
首先想到鲁迅的《药》，因为几十上百位中国*出色的小说家，几乎都以描写批判拯救苦难中国为己任（成就？局限？），都觉得中国社会“病”了，虽然病症病因病源不同。李伯元、刘鹗觉得官场是病源，鲁迅觉得国民性是病根，延安作家觉得反动派是病毒，80年代作家觉得“文革”是病体，但总之社会生病了，作家的工作就是看病治病。有个说法，说病情是鲁迅看得准，药方是胡适开得好——当然也是后见之明，未有定论。民主、科学、自由、恋爱、革命、实业、国学等等，都是不同药方。作家希望文学也是一种“药”。
后来又想到销量千万的《家》。《家》是一个极有象征性的书名，中国人的故事大部分都发生在家里，围绕着“家”的人伦关系，都试图保卫、延续或挑战、叛逆广义狭义的“家”。《家》的销量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这个标题的影响力。
到了当代部分，《平凡的世界》这个书名也很有代表性，作品广泛影响年轻一代的三观。但是看到2019年*畅销图书的统计数据，我以为《活着》应该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总标题。
从理论上讲，文学是人学。晚清小说依据“人伦”道义批判“怪现状”，“五四”注重“人生”——人的定义，首先要生存生活生命。延安以后讲“人民”，强调阶级。当代文学再次回归“人生”，首先是“活着”。30年代斯诺编的中国小说英译选，书名就叫《活的中国》。当然，2020—2021……“活着”更是世界主题。
余华（1960— ），生于杭州，父亲华自治是医生，母亲余佩文，母亲和父亲的姓加起来就是“余华”。
1960年，就是所谓的“60后”，几年之隔，余华确实和“50后”知青作家群有明显不同。余华写作之前做过牙医，但不像莫言、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等，在从事文学前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影响终身记忆的农村苦难历程。莫言的创作总是铭记儿时饥饿痛苦，张承志始终守望红卫兵理想主义，史铁生是用残缺的生命写作，知青农村背景也一直是阿城的灵感源泉。相比之下，余华更接近于现代职业小说家。如果说与余华齐名但年长几岁的这批作家，好像是生命注定、青春血肉，不得不那么写，余华似乎有更多选择，有更多技巧、风格、匠心的选择能力，所以他能写几种很不一样的小说—从早年残酷拷打人性暴力的先锋派探索《现实一种》，到中国古代酷刑传统的当代展览《一九八六年》；从同情底层的写实转向《许三观卖血记》，到将“文革”与“文革后”两个时代对比的《兄弟》。
《兄弟》里，“兄是假胸”，“弟是真谛”。善良的哥哥，后来沦落到卖女人假胸的地步，而粗俗暴发的弟弟，成了新时代发展的“真谛”。
在余华不同阶段、不同方向的小说实验中，从影响、销量来看，《活着》*为成功。小说描述了福贵一家人历经国共内战、“土改”、“大跃进”、自然灾害、“文革”和改革开放整整六个历史阶段。这六个历史阶段也存在于过去几十年的不同小说里，从《小二黑结婚》《财主底儿女们》开始，整个当代文学一直都在讲这六个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活着》好像是几十年当代小说的精简缩写本，将40年代到80年代的各种中国小说简明扼要再说一遍。有些地方是呼应，是证明，有些地方是补充，是提问，整体来说很少颠覆，互不否定。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学现象。
……
现在来回顾一下：这部小说为什么能持久畅销？《活着》到底怎样简化缩写了当代文学几十部作品中的“中国故事”？而《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从晚清到“五四”，也有官员形象被淡化的情况，当时是官民矛盾已成社会共识，所以“五四”新文学强调官民可能“共享”国民劣根性。90年代再次“淡化”官员形象，文学史语境完全不同。其实《活着》写县长，不是淡化，而是重举（强调办坏事）轻放（强调是好人）。这也是20世纪晚期不少中国小说共同的书写策略，《活着》是其中*明显也*成功的一例。
《活着》**特点是多厄运，少恶人。一个家庭经历了内战、“土改”“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和包产到户各个历史阶段，这一家人受的苦难，大概比任何一本小说都还要多。但是作家并不特别强调这些苦难的社会背景，也没有突出的坏人恶行，多荒诞，少议论；多细节，少分析；多流泪，少问责。所以苦难等同于厄运，好像充满偶然性。世事难料，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苦难就和社会、政治、历史的背景拉开了距离。
第二，《活着》的特点是赞美德，无英雄。像家珍、有庆、凤霞，甚至苦根，福贵身边的家人、穷人，全都道德完美，善良无瑕，厄运不断，仍然心灵美。大量动人细节、语言尺寸的把握，叙事节奏一气呵成。他们道德高尚，但是身份平凡，命如野草，他们不想，也做不了英雄。
说到底，余华的《活着》*受欢迎的关键两点，就是“很苦很善良”。“很苦”，是记忆积累，又是宣泄需求，是畅销保证，也是社会安全阀门。“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书写策略，是政治正确，也是中国的宗教。至少在80年代以后的文学中（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苦难”是个取之不尽的故事源泉，“善良”是作家、读者和体制“用之不竭”的道德共享空间。对苦难的共鸣，使国人几乎忘却了主角地主儿子的身份。对美德的期盼，使得小说里的心灵美形象，好像也不虚假。虽然没有谁家里会真的有那么多亲人连续遭厄运，但是谁的家里在这几十年风雨中，都可能会经受各种各样的灾祸病难，谁都需要咬咬牙，抓住亲人的手活着。
模拟农民的角度看国史，虽然有无数灾祸、很多危难，但是家人没有背叛，道德没有崩溃，凡是人民自觉而且持久喜欢的作品，总有其正能量。
从艺术上来讲，《活着》是对很多其他小说的成功缩写。“成功”是令人羡慕的，“缩写”又总是令人不满，之后余华也想过更复杂地描写厄运和美德。在长篇《兄弟》里，兄长坚持美德善良，弟弟展现物欲人性，不过细节和语言都不如《活着》这么清洁节制。《第七天》则有点困惑于网络比小说更现实，新闻比文学更荒诞。
余华是一个专业小说家，有比较超然冷静的相对主义视野，又有相当广泛的社会、政治甚至经济兴趣。期待他还会写出令人吃惊的小说进一步分析厄运与美德的历史关系，在艺术上超过他的《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