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的智慧

对生命的起源保持好奇，是今人与古人的共同思索趋向。由此产生了朴素唯物视角的“无之生有”说，也出现了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等与创世相关的神话故事。《淮南子》的作者，站在唯物视角认识自然与社会问题，他们延续了先秦道家和阴阳家的生命起源观，同时把精神看作生命中比形骸更重要的组成部分。总的来说，如何诠释人的精神、形体与生命，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精神训》所探讨的核心问题。 1 万物的起源与精神的缘起 在常人看来，生命的活力表现在精神饱满和形体健全两个方面。如果非要把它们二者做出孰轻孰重的区分，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精神训》中分别就二者的缘起与终极走向展开分析，*终得出精神重于形体的结论。 从生命的起源来看，人与万物都源于阴阳二气的作用。在天地还没有成形的上古时期，当时存在的只有无形的影像，具体的有形之物还没有形成。当时的宇宙只是一片昏暗不明、迷茫幽深、混沌不清与空漠虚无的恍惚无形之状，当然也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时出现了两种神妙的力量，它们分别是阴阳之神。阴阳一同运作，运化天地。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尽头在何处，只能以深远形容它。没有人知道它们的运动是否有停歇的时候，如果有的话又是停歇在什么地方。人们唯一知道的是，它们看起来好像一直在运作发展。这里所说的阴阳二神，其实就是阴阳二气。它们离散到四方八极的广阔宇宙。在阴阳二气刚柔并济、互相作用之下，逐渐发展出了有形有象的具体事物。天地间一开始的混沌杂乱之气，逐渐变为行走在大地上的虫鸟兽类，另一部分精纯之气则变成人类。就这样，天地之间的万物与人就都在阴阳二气的作用下形成了。 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人与万物的起源，并非《淮南子》的独创，而是早在老子的思想中已经出现。《老子》第四十二章中提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淮南子》对老子思想中“道生万物”的过程做了详细的阐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的作者把《老子》中的“万物”进一步分类，即杂乱之气所生成的虫鸟兽类和精纯之气所化生的人类。 老子所说的“万物”，拥有同样的起源和生发过程，隐含人与万物平等无差异的特质。在老子万物起源论的基础上，庄子提出了人与万物齐同、无差异的“齐物论”思想。到了《淮南子》这里，虽然万物和人，在混沌的原初状态之时是同一个阴阳本原，而且具有同样的前期演化过程，但在生化过程的末端，分别由烦乱之气和精纯之气这两种不同的气所化生。这样，人与其他万物的化生过程就在理论根源上出现了差异，也无法再用完全齐同平等的视角来审视它们。正是因为人由精纯之气所生，而其他万物由烦乱之气所生，精纯之气与烦乱之气间的不对等关系，直接对应着人与万物之间的主导与顺从关系。 《精神训》中认为，精神是人所独有的，内中蕴含生命的主动性；形骸是人与自然万物所共有的，属于生命中顺从的一面。精气与烦气不同，源于它们不同的生发源头，它们分别是“天生”和“地生”。就人的产生来看，精神来源于天，而形骸来源于地；就人的死亡来看，是精神重回天，形骸重返地。这表明，人的产生是天地间阴阳二气运作所使然，而人的死亡则是阴阳二气消散并回归其本原的过程。当人的精神返回于天，人的形体回到大地，那个作为生命主体的“我”还剩下什么？答案显然是“无”。这里所说的“无”，是外在行迹上的无。对应到精神与形体的消亡中来看，一个人的行迹消失与形体消亡，是几乎同步的。精神则无法用物理世界中的行迹来评判，所以它与人的形体死亡是分开而论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形体消亡之后，我们依旧可以捕捉到他的精神意蕴。 当然，一个人的生命所依傍的是天地，*后也终将回归天地。既然人在这些至关重要的生死关头都要遵循天地的规律准则，不存在独立于天地之外的其他可能性，那么，人在持守自我生命的过程中，同样应该以天地为参照，依顺其发展规律来成就自我。 2 内养精神重于外养形体 精神没有具体形象，人们也无法用感官来获取它，但这并不代表人们完全无法认识它。在生命运作的过程中，精神依附于形体获取外部信息，因此，可以根据人与外在世界的联结来调整内在精神。 《精神训》中把“耳目—五脏—血气—精神”看作是外在形体联通内在精神的有机脉络。认为如果人的耳目感官不加以节制，放任纵情于声色，就会牵动五脏的动荡，五脏不定会带动血气动荡，血气动荡则引发精神外散，从而使精神不能安静持守于自身。反之，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保持耳目通畅，不纵情外物，就不会激荡起他心中的情绪变化，五脏和气血也不会受到侵扰，而是保持虚静。与它们相连的精神自然也会保持宁静、充实，持守于人的形体之内而不向外溢散。 精神没有安守于形骸之内，和精神安守于形骸之内，这二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这里以常见的祸福变化为例来说明。如果精神外散而不安守于内，人们的注意力就会分散到声色喜好引导的各个地方，难以专注冷静地看待事物。这时候，如果刚好有灾难降临，人们会因为没有冷静专注地发觉灾难而难以**时间识别它们，更难以迅速做出有效的应对之策。反之，如果精神安守，人们就可以客观冷静地洞见一切，包括所有的过去和未来，自然也包括当下的祸福迹象及其发展趋势。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人的喜怒等情绪变化也会有损于精神。因为情绪波动会打破精神的平静状态，干扰人的冷静和理智心态，所以理应谨慎对待。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可以理解悲、痛、苦等消极情绪的危害，但对于喜、乐等积极情绪则通常持肯定的态度。但现代中医养生中，就把喜乐在内的一切情感、情绪波动都看作对虚静养生所不利的东西，认为它们都会扰乱人的精神平静，因此是需要否弃的。就人的情绪舒展来看，丰富的喜乐情绪似乎更有益，但就静心养生而言，反而是不喜不怒的内心平静状态更为有益。对于这种不同的主观情感评判，我们无需厚此薄彼，而是应该放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发挥它们对人的积极作用。 其实，中医养生中坚持的情绪虚静观点，*早出现于老子的思想中。老子对人的喜怒均持否定的态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宠辱若惊”一说：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老子》第十三章） 在老子看来，得与失本来就是一正一反的，对一方的否弃就意味着对另一方的肯定。老子认为，任意一方的出现都意味着人的情绪表达与“道”不相合。在他看来，宠的得失，辱的得失，这些都是让人惊惧的事情。因为天道规律表明，事情往往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得与失、荣与辱，它们始终是相反相成、不断转化的。正所谓祸福相依，物极必反，眼下的暂时得宠，潜藏着接下来受辱的可能性，当前的一时受辱，必然会转化为将来某时的受宠。这样，如果一个人执着于追逐正面的“宠”，必然会陷于“—宠—辱—宠—辱—宠—”这一无限循环变化的因果链条中。当然，这一过程中不断消耗磨损的始终都是人的精神与情志。 在《淮南子》的作者看来，感官嗜欲，情绪变化，它们都会使人精神溢散，打破精神清虚恬静的本然状态，它们在有损于精神的同时，也会扰乱人的外在言行，其主要观点是对先秦道家的延续。 那么，回归我们的现实生活，内养精神和外养形体，究竟哪个更为重要呢？首先我们必须要认同的是，在生命动态延续的过程中，形体和精神是相互依存的。然而，它们二者有各自不同的展开方式和发展路径。有一些人，他们的形体会因为各种因素使然而发生极大变化，例如，身体由整全变为残缺，身体表面长出一些病变。就像庄子在《德充符》中塑造的畸人那样，他们或者只有一只脚，或者肩膀长得比头顶还要高，或者脸上长出巨大的肿瘤。以世俗的审美标准来看，这些形貌异常的人是丑陋的、畸形的。人们也时常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不愿意跟他们相处。那些形貌与常人不同的人，他们经常会遭遇周围人的偏见对待。 庄子把这些畸人称为“天全”之人，认为用世俗眼光伤害他们的人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形骸之内”和 “形骸之外”相比，后者更重要。相比于“亡足”，我们本应该更关注那些依旧完好的“尊足者”。相比于“形不全”，“才全”才是更接近于道的。如果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会明白外在形貌的变化只是生命变化的一小部分，而并不是全部。即使形貌改变了，只要不被主观偏见所扰乱，同样可以守住精神。在变化的形貌之内，能守住不变的本真，这才是生命*可贵的延续方式。 此外，生命还有另外一种变与不变的方式。那就是人的形貌没有变化，但精神癫狂，失去本真。在庄子与刘安等人看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失去自我的人。 形体变化是每个人在生命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如果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形体异常变化是特殊情况，那么变老、变黑、变高、变矮则是常人都要经历的变化。虽然前文所说的变化不常有，但后一种变化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在现实中，这两种变化对应人们全然不同的两种心态，前者引发的精神波动大而后者波动小。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内心深处对这两种变化的接纳程度不同。 对道家而言，我们这里提到的两种变化根本没有差别。他们认为，要想持守住精神本根，就应该坦然看待所有的外在变化，不被任何变化牵动自己的情绪。只有守住精神的本根，以不变的姿态去面对所有的形体改变，不去刻意搅扰那些自然而然的变化，这样才能轻松应对生命中的所有变化。 对于常人来说，形体变化是不能自主决定的，但精神是可以自己调节的。那些不能把控的部分，我们应该主动顺从，而对于可以把控的部分，应该用心经营。这样，人们动态生活的过程，其实就是顺应外在形骸变化，尽心经营、调整精神内在的过程。 由上可知，内养精神和外养形体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乐于主动经营的人来说，持守精神，用虚静平和之心涵养精神，可以使自己不沉湎于繁乱的外物世界。一个不受外物侵扰的人，可以在历经万千变化沉浮之后依旧冷静坦然地保有原初的那份纯真，这才是生命*有价值意义的部分。换言之，不管如何外养形体，形体的变化都不会停止，但内养精神却可以实现永恒。因为精神性的部分才是真正决定生命价值意义的本根所在，因此，刘安等人坚信，内养精神重于外养形体。 3 精神问题背后的社会现象思考 无论是先秦道家，还是围绕在刘安周围的淮南学术群体，他们都关注人的精神问题，认为精神层面的平和、淡泊才是生命的理想化状态。所以，在他们的思想中，把生命的价值意义维护主要置于精神层面。为了维护精神的虚静本原，他们对世俗社会的礼制、法度表现出消极的态度，认为它们用诸多繁缛礼节限制了人的自由本原，使人丧失了本性。同时，它们的广泛施行，造就了人与人之间不对等的社会关系，使人们的互动交往过程尽显周旋附和、卑躬屈膝之态。人们的内心情志随之被压抑，不能尽情尽兴地按照内心本真的需求样态自由生活。 先秦诸子中，儒家标举仁义，墨家主张兼爱，法家提倡法治，名家注重名辩。百家各执一端，积极奔走，希望统治者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在道家看来，诸子百家思想作用于人的过程，其实就是约束、管制人的过程。看似约束的是人们的外在言行，但人的形体与精神是无法割裂的，形体的约束必然会渗透到内心。这样，百家思想在约束、引导人们行为实践的同时，也将人们的自由精神一步步锁进牢笼。看到人们的自由精神被限制、约束，道家就会跳出来对此展开批判。 回归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史和它们对现实社会的运用，我们发现，道家看待问题的视域比较开阔、高远。他们在看待事情时，习惯于把不同事物都置于一个动态发展的时空中。因此，他们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就相对更为周全、深刻、长远。这表现了道家思想审视问题的辩证智慧。 先秦道家的思想智慧受人称赞，但其政治理想和纠正时弊的一些方式方法，却没有被当时的统治阶层直接用于处理社会事务，直到汉初黄老道家智慧融合了儒法等诸子百家思想之后，才真正在治国实践中运用起来。虽然道家直抵生命的根本，批判那些妨碍生命自由的外在制约，但他们对理想社会关系的构想和维护方式过于理想化，难以付诸现实。换言之，一旦缺乏现实可操作性，脱离了其他诸子百家更贴近现实智慧的一面之后，道家政治思想的现实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 例如，道家批判礼法，同时呼吁社会上下都摒弃礼法。但如果真的按照道家所倡导的那样，社会上下将礼法制约都摒弃，人们都专注于“理情性，治心术；养以和，持以适”，人人都忙于修治内心，保持虚静平和，乐道安贫，无欲无为，那么，人们相互之间的摩擦与矛盾固然会减少，社会上下也能养成安顺祥和的风气。但是，这也就意味着，人们把这种安顺心态视为正面，而积极进取之心则与道相悖，不受提倡。历史发展表明，人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才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对于社会现实来说，当礼法约束失去作用，那些把社会导向积极正面的诸多价值理念也会同时消失。这时候，人民群众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又该如何获取呢？ 所以说，适当的管制、约束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也是人们在学习道家智慧的时候应该理性看待的。这就提醒我们，现代社会热爱道家文化的人们在学习道家智慧、践行道家智慧的时候，不应该一味拘于“虚静”“安顺”等概念。要杜绝以无所事事、消极不作为的心态自勉。而是应该把这些安顺、消极的元素，用作消解积极进取过程中的过度行为，用来平衡自己过于功利的世俗心态。这才是道家精神在现实社会中真正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 此外，《精神训》中延续了先秦道家对精神本心的维护。把这种对生命本性自然的维护放置于现代社会，同样值得我们从中汲取有益因素。道家文化中讲求的“精神”与我们所熟知的“初心”具有一脉相承的作用。我们现在经常讲“初心”，谈“不忘本”。国家也呼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初心作为治国理念的重要牵引力。 对于国家来说，初心是革命前辈们为强国富民奉献自我的心之所向，是他们为自己的未来事业所选定的坚定方向，是他们奋斗的初衷。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干扰到初心的因素。这时候，再次用初心和使命来引导国家和人民，对于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理想信念的回归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其实，初心和使命不仅是维系国家健康发展的核心价值力量，也是个人发展过程中应该坚守的精神内核。人的生命轨迹是一个长期动态的有机发展过程，自我内心的决定要素起着关键作用。在青少年时期，人们往往都会构想未来的宏图壮志，把自我理想与为社会做出贡献相联系。但随着现实经历的展开，会遭遇接踵而来的各种生活苦难。这时候，一些人就会动摇原初的生命理想，一再降低对自己未来的目标要求。人们从*初的立志高远到后来的降低理想，降低自我生命奋斗的积极性。这个理想目标变易的过程，就是从建立初心到初心让位于其他更低层次价值意义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初心由“再”到“不再”的转化过程。面对初心的动摇，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自我，积极反思那些生活中有积极有意义的部分。如果它确实具有高远价值，既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还能实现自我价值，那就有继续延续的必要性。如果它不是年少时期的无知空想，而是具有现实可行性，那我们就更应该重拾初心。 精神性是联通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文化联结。个人因为精神内在才可以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并建构生活的意义和理想。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因为精神共性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互动，并建构出属于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精神训》中探讨的精神问题，作为道家智慧的重要构成部分，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培育精神的方式方法。作者把智慧和文化融合在精神培育之内，告诫后人要减少私欲、平衡情志，用虚静平和的精神风貌应对所有已知和未知的生活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