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风格演绎,犀利评析,谱写“谍影重重”的外交风云

*能左右国际关系，作风也*矛盾的国家 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望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17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Richelieu）枢机主教的领导下，引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的作风。18 世纪的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balance of power）发扬光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19 世纪梅特涅领导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而俾斯麦主政下的德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使欧洲外交成为冷酷无情的政治权力斗争。 20 世纪*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决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更不愿意介入海外事务，即使美国在海外的结盟与承诺均达到空前的范围与规模，这个立场仍然没有改变。 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国家的人民做榜样，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美国的思想就这样徘徊于怀念纯朴的过去与渴望完美的未来之间。虽然自“二战”结束后，国际现实使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日深，但美国却仍在孤立主义与信守承诺之间摇摆。 认为美国只要做楷模及认为美国应主动出击的这两派学说都把以民主、自由商业活动及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国际秩序视为当然。但由于这种状态从来不曾真正存在过，此种高调在他国人听来，即使不被视为太天真，也难免让人觉得不切实际。然而，外国人怀疑的眼光从未浇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小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或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等人的理想主义，其实也包括20 世纪所有其他的美国总统在内。其结果是促使美国人相信，历史是可以超越的，如果全世界真心想要和平，就需要接纳美国的道德处方。 这两派的主张均是美国经验的产物。虽然共和国不止美国一家，但其他共和国均非刻意为实现自由的理想而缔造。没有别的国家的人民是打着为全民自由与繁荣的旗帜，远走新大陆开天辟地。因此孤立主义与传教士精神，这两个表面上如此相冲突的主张，正反映出美国人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国拥有世上*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统外交，跟美国一样信奉民主及国际法，即可获得和平与繁荣。 美国在国际上的经历一直是信仰胜过经验。自美国于1917 年进入世界政治舞台以来，依仗其强大的国力及对理想的自我肯定，以至于本世纪主要的国际协议均是美国价值观的具体呈现，从国际联盟及《凯洛格- 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到《联合国宪章》及《赫尔辛基*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均是如此。苏联的解体似乎证明了美国理想的正确性，却也使美国无从逃避她始终不愿面对的世界局势。在逐渐显现的国际新秩序中，民族主义又卷土重来。各国急于追求本身利益远胜于坚持崇高的原则，而且竞争多过合作。我们找不到证据可以证明此种历史悠久的行为模式已有改变，或是在未来数十年中会有所变化。 在逐渐显现的世界秩序中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的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美国无法改变自成立以来便深自期许的使命，也不应希望有所改变。美国刚走入国际社会时，正值年轻力壮，也有实力让全世界顺从其对国际关系的理想安排。到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了时，美国国力之强（全世界的生产总值中，美国一度占了35% 左右），仿佛注定她要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塑造整个世界。 约翰·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dy）在1961 年充满信心地宣称，美国强大到足以“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担”，以确保自由的胜利成功。30 年后，美国已不具备坚持立即实现其所有愿望的实力，而另一些国家已成长为强权大国。美国现在面临在不同阶段达成不同目标的挑战，而每一目标均是美国价值及地缘政治的需要相结合的产物。新出现的现实需要之一是：同时存在着几个实力相近的国家的世界，其秩序必须建立在某种均衡（equilibrium）的观念上，而这是美国向来难以接受的一种观念。 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与欧洲外交传统于1919 年在巴黎和会上交手时，历史经验的差异便极为明显。欧洲领袖想根据他们熟悉的方式调整既有的体系；美国的与会代表则认为，此次大战的起因绝非难以控制的地缘政治冲突，而是欧洲人做法不当所造成的。威尔逊在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告诉欧洲人，由此可知国际体系不应建立在均势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欧洲的安全不应仰赖军事结盟，而应建立集体安全，且其外交不应再由专家秘密进行，而应“以公开达成的公开协议”为准。显然，威尔逊来此主要不是为了讨论停战的条件，或恢复固有的国际秩序，而是想要把行之已近300 年的国际关系体系加以重新建构。 美国人只要一想到外交政策，必定会认为欧洲的问题都是出在均势体系上。而自从欧洲首度必须顾及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欧洲领袖便对美国以全球改革为己任的想法不以为然。双方的态度仿佛都是认为，对方的外交行为模式全是任性的抉择，如果更加明智或不是那么好战，本应当会选择另外一种更能令人接受的模式。 事实上，美国与欧洲的外交政策模式都是其本身特殊环境的产物：美国所处的是近乎真空的大陆，毗邻的都是弱国，又有两大洋将虎视眈眈的强权国家隔离在外。由于美国没有面临需要与之抗衡的对等势力，自然不太可能全力投入应付平衡权力的挑战中，即使美国领袖曾有过“在背离欧洲的美国”模仿欧洲的这种怪念头，也不可能做得到。 让欧洲国家深受其苦的国家安全困境，美国在近150 年后才开始面临。美国所面临的难题，便是参与了全是由欧洲国家引起的两次世界大战。每次美国参战，权力均势均已瓦解，这里显现出一个矛盾现象：受大多数美国人排斥的均势观念事实上保障了美国的安全，只要它运作良好。是均势遭到破坏才使美国涉入国际政治。 欧洲各国从未主动选择均势来作为历来纷争不休或旧大陆式喜好谋略的国际关系的规范。若说强调民主及国际法是美国独特的安全感所导致的，那么欧洲外交便是在严酷地打击下所形成的。 欧洲身陷均势政治之中，是因为其**选择，即在中世纪统一诸国的美梦幻灭后，遗留下一群实力相去不远的国家。当这一群国家不得不相互打交道时，仅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是有一国变得异常强大，得以控制其他国家，*后形成帝国；要么是没有一国有足够的国力能够一统天下。在后一种情形下，*具侵略性的成员的言行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抵制。换句话说，便是取得一种权力的均衡。 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控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于和平。均势依其自身含义，无法让国际社会中的每一成员都感到满意。它*能发挥功效的情形，是在对其不满的程度尚未超过受害一方已忍无可忍而力图推翻国际秩序的极限之时。 拥护均势的理论家常让人以为权力均衡是理所当然的国际关系形式。其实这种国际关系体系在人类历史上实不多见，在西半球从来不曾出现；在现代中国的领土上，自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结束后，也成为绝响。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才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形态。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帝国用不着权力均衡，这便是美国在美洲，及中国于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在亚洲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