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精装)

　　相比之下，许多儒生认为，官方认可的各理学派别已经沦落为一种迂腐陈旧的文本研究，推动它的不是对自我完善的追求，而是名利心。作为对之的一种批驳，阳明学派强调，道德学习的主要源泉需要在个人的精神和内心中寻找和调动：对于儒家经典枯燥和过于琐碎的研究并不是道德成长的道路，因为修身可以以一种突然的、高度个人化的方式进行。王阳明将研习经典更多地视为一个批判性自省的机会，一种自我提升道路上的信心来源。　　一些儒生甚至比王阳明走得还远，他们提出了经典是否需要阅读的问题。这里尤其要提到李贽，他曾说过“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也”。在这种思想氛围下，不少儒生转向了佛教，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儒学从他们认为的僵化中解救出来。他们撰写了许多解释性的著作，将佛经与儒家典籍置于同等位置。实际上，大多数宗教融合论者，不论他们从何种路径出发，都对只有在儒家传统中才能研究经典的观念提出了挑战。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有可能运用其他教义，尤其是佛教，来揭示这些文本中所蕴含的精神财富。比如，泰州学派的焦竑，其深受佛教和道教影响的哲学多元论就建立在对儒家经典的精确解释上。这也是他批评程朱正统的一部分，其他一些团体则试图在阳明学派和作为官学的儒学之间找到一种中间立场。东林书院的几位重要人物就不像多数融合论者那样激进，他们同样赞同王阳明的观点，认为真正的学问不应当与对儒家经典的奴性态度混为一谈。　　对更为正统的儒生来说，他们倾向于与宋代的注解保持距离。但在明代，对宋代注解的研究往往比儒家经典本身更为深入。人们转而回到汉代的著作中，去寻找对“正典”合乎历史的敏锐理解。当时，一种具有导向性的假设依然认为，经典真正的要旨被遮蔽了，但责任不在官方的正统，而在于宗教融合主义的泛滥。对经典纷繁混乱的注解好比一面宝贵镜子上的灰尘，需要被清扫干净。人们批评佛教徒将他们的佛经等同于儒家经典，阳明学派也遭到类似的抨击。一些儒生认为，王阳明的传人借助他们对经典的解释，有意用道教和佛教思想来影响人们。　　朱宗元的著作即是这种对经典的解释权争论不休的各种派别、网络和思想家所形成的复杂局势的一部分。与后来的一些皈依者不同，他的著作并没有详尽地列出儒家经典中与基督教有关的每一段文字，他实际上只是从包括《四书》在内的大量儒家重要典籍中引用了一些个别文字。朱宗元的《天主圣教豁疑论》对儒家经典引用的密度*大，其中援引了《五经》中《诗经》和《尚书》的某些段落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在《天主圣教豁疑论》这篇短文中，朱宗元提出了一个利玛窦之前曾提到过的观点，但可能会让许多中国读者感到极不寻常。他首先提到了一个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儒家经典之所以没能以其原初的形式保存下来，部分原因在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的焚书。在汉代，如何处理疑问重重的文本流传问题，一直是个争辩不休的主题，这些争论到晚明变得更加激烈。不过，朱宗元要更进一步：他写道，如德亚国是唯一一个自开辟以来文字记载未曾间断且流传下来的地方，因而史载无讹。　　这一说法不仅指出了《圣经》与儒家经典的相容性，还支持了基督教解经学及其文本基础更高一等的主张。朱宗元的读者如果同意这一论断，就不仅要承认其他文明中存在着与中国等同的教义，还要承认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这一知识得到了更好的保存。考虑到儒家对在历史中获得的权威高度自豪，这不啻一个令人担忧的观点。　　除《天主圣教豁疑论》外，朱宗元还在他的两部主要专著中思考了儒家经典及其权威性问题。在《答客问》中，朱宗元认为只有基督教才能指明理解经典内容的正确途径。他写道，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权威的儒家经典虽然包含了有关正道的知识，但却不能以清晰明确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且，经典的智慧对于那些迷失了正道、发现自己犹如徘徊在歧路的儒生来说，是难以企及的。他继续写道：“一领天教，而后知我《六经》《四书》中，句句皆有着落、句句皆有把柄，浅儒诚未得其解也。”　　从理论上来说，朱宗元所谓之经典中句句“皆有把柄”，与阳明学派和其他阵营所宣扬的自发性学习的可能性这一信念不无关系。“把柄”毕竟可以得一时之用，开启通往其他房间或外部世界的大门。朱宗元还认为，若获得经典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并不需要通过长期持续不断的教育过程，遍览对经典的解释和评论。不过，与理学各派不同的是，他认为对经典真正且深邃之内涵的把握，不是来自于以特别明确的方式内在于儒家经典和人性之中的宇宙原则的展开。相反，是天主之说这种外在的力量提供了开启真知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