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春秋史的十四场战争

　　《改变春秋史的十四场战争》：　　齐桓公从长勺之战中汲取了教洲，使得他在后来的争霸斗争中，能够权衡利弊，及时变招，一旦遇上问题或挫折，即从中认真汲取教训，尽快刹车，条条道路通罗马，此路不顺换他路，而不至于一条黑道走到底，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历史上有多少大人物，明明知道原先的计划和方法有问题，但或因碍于面子，或因赌口意气，或因心存侥幸，总是在那里死顶硬撑，结果事情是越来越糟糕，直弄到山穷水尽，无法挽回。然而，齐桓公与他们不同，他明白做减法的奥妙，也懂得该撒手时就撒手的道理，所以他成功了。　　他刚即位时，也一样是雄心勃勃，血气方刚，老是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早日确立起齐国的霸权，汲汲于“欲诛大国之无道者”。管仲谏阻他，告诉他时机并不成熟，“不可，甲兵未足”。可他全然当作耳边风，一意孤行按着自己的性情去做，满心以为中原霸主的宝座唾手可得。　　然而，他的热情之火，很快便让长勺之战那一大盆冷水给浇灭了。他引以自豪的强大齐军，居然让有曹刿当高参的鲁庄公麾下的将士们杀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真是败得无话可说，败得窝囊透顶。不过这次出乎意料的惨败，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使得齐桓公发热的头脑得以冷静，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得以平复。既然单纯靠战争手段连鲁国这样军力很一般的国家都摆不平，那么，想靠它去对付比鲁国强大十倍的楚国、比鲁军能打仗的戎狄，还不纯粹是自讨没趣吗！看来是不能单纯依赖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称霸目标，而应该更多地运用政治、外交手段，伐谋、伐交、伐兵三管齐下，才是正道。齐桓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马上调整了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改急取冒进为稳重待机，变单凭武力为文武并举，“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而正是这种稳重的做法，才保证了他日后少走弯路，一步步走向自己事业的巅峰。　　齐桓公从长勺之战中汲取了教洲，使得他在后来的争霸斗争中，能够正确判断形势，根据实际情况与对手做必要的妥协，进两步退一步，见好便收，在可能的范围内满足自己的战略诉求。战略是否成功，不在于它战略利益的内涵有多大，战略目标的设定有多高，而关键看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少。如果脱离实际条件，脱离具体可能，那么，再好的战略方案也等于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所以，善于妥协，本身就是战略运筹中的一门高明的艺术，是寻求战略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无疑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标志。　　齐桓公就是这样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公元前656年举行的召陵之盟，充分体现了他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虽说有限但却实在的战略利益的稳重政治风格。当时，楚国兵锋咄咄北上，成为中原诸侯的巨大威胁，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在这种情况下，当缩头乌龟是不成的，它保护不了中原地区的那些中小诸侯，任凭“南夷”四处横行，齐国又岂能称为“霸主”；然而，如果心血来潮，孤注一掷，真的同强大蛮横的楚国真刀真枪干上一仗，弄得两败俱伤，恐怕也不是正确的选择。*好的办法，是出面组织起一支多国部队，兵临楚国边境，给楚国施加巨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压力，迫使对手做出一定的让步。如此，既压制了楚国嚣张的气焰，安定了中原动荡的局面，又不必使自己陷入战争的深渊，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这叫作“全胜不斗，大兵不创”“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是战略运用上的“善之善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