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的裁缝

当我受邀来到布拉查·科胡特夫人的家中，瞬间就被照料她的亲属簇拥了起来。科胡特夫人对我说的头一句话就是：“您怎么可能相信呢？”这位身材娇小、活泼开朗的女士身着时髦的休闲裤和短上衣，戴着串珠项链，留着花白的短发，涂着玫瑰粉色的口红。我之所以长途跋涉，从英格兰北部飞到距离旧金山不远的这座简朴的山间房屋，就是为了拜访她。 我们握了握手。此刻，历史变成了真实的生活，不再只是档案、书架、时装效果图和柔顺的布料，那些是我在进行写作和展示时通常使用的历史材料。而我拜访的这位女士从一个与“恐怖”画等号的时代和地方幸存了下来。 科胡特夫人坐在一张盖着蕾丝桌布的桌边，为我递上自制的苹果馅饼。她的身后摆满了学术书籍，其间还摆放着花束、美丽的刺绣、家庭照片和色彩斑斓的瓷器。我们翻阅起我特意为她带来的 20 世纪 40 年代的时装杂志，又一同审视一件我个人珍藏的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红色时装经典藏品。气氛渐渐轻松起来，采访随之开始。 “真是杰作，”她评价道，指尖从衣服的装饰物上滑过，“优雅极了。” 我不禁感叹，服装竟能将跨越大洲、跨越世代的我们联系起来。除了都对这件衣服的剪裁、风格和技艺备感赞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数十年前科胡特夫人曾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与布料和服装打过交道。她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个时装厂的*后一名在世的女裁缝。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有一个时装厂？这种说法简直不同寻常并令人厌恶。我在为撰写一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纺织行业的书籍做准备时，了解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与时装行业的关系。**次注意到这个名为“高级缝纫工作室”的时装厂时，我十分震惊。显然，纳粹了解服装具有的表现力，他们在重大公共集会上身着标志性制服就表明了这一点。制服是利用服装来强化集体自豪感和身份认同的典型例子。纳粹的经济和种族政策旨在从服装行业中获利，利用掠夺所得为战事提供资金。 可谁能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竟开设了一个时装厂？这一工厂是对第三帝国核心理念的凝缩：追求特权与放纵，辅以掠夺、堕落和大屠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内建立服装厂的正是该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的妻子海德薇·霍斯。如果说时装厂和屠杀场所结合还不够怪诞的话，那么加之时装厂中工人的身份也就足够了：时装厂里的女裁缝大多是被纳粹剥夺了财产并遣送至此的犹太人，而作为纳粹“*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等待她们的*终命运是肉体的毁灭。除她们外，时装厂里还有来自纳粹占领下法国的非犹太共产党人。这些纳粹的抵抗者也同样被囚禁，面临被消灭的命运。 这些被囚禁的坚韧女性为海德薇及其他纳粹党卫队成员的妻子从事设计、剪裁、缝纫和装饰工作。她们为那些鄙视她们、将她们视为具有破坏性的低等人的太太们创造出美丽的服饰。而那些太太的丈夫们则努力想要消灭所有犹太人和纳粹政权的一切政敌。对于奥斯维辛的女裁缝们来说，缝纫能保护她们不被送入毒气室和焚化炉。 面对纳粹剥夺人格、贬损价值的做法，这些女裁缝不屑一顾。她们锻造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忠诚和友谊。在穿针引线和踩动缝纫机的同时，她们还制订了抵抗纳粹乃至逃离集中营的计划。本书是关于她们的历史，而不是小说创作。书中*私密的场景和对话，完全源自证词、文献、物证以及主人公向家人或直接向我倾诉的回忆，辅以我的大量阅读和对档案的探索。电子屏的重要作用体现在现代生活的诸多领域，它协助我们创新，也让我们养成了糟糕的行为习惯。其实，打电话或面谈同样也会导致上述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屏幕使用时间”的有关指标，而应该更加深入地探索。成年人很少会将电脑前的工作时间与晚上看电影的时间相提并论。本书将要探索对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的各个生活领域，让电子屏这种强大的工具发挥作用。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驾驭生活”，而不仅仅是“驾驭电子屏”，因为电子屏就是当今生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