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风与铜钱:海岛日本遭遇世界帝国(1268-1368)

与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一样，中世的日本贵族也将自己想象成“世界中心”，觉得自己的生活场所京都是一个清净无比的美好空间，越远离这个空间，就越充满污秽、疾病和妖魔鬼怪。在他们眼中，遥远的异国是充满“鬼形”“鬼类”的恐怖世界，决不能沾染。所以这些贵族们决不想离开他们的“清净空间”，也决不愿意外国人擅自闯入他们的“净地”。日本西南端通往琉球海路上的小岛，更是被命名为“鬼界岛”，仿佛从那里跨过一步，便是人鬼殊途。特别是当时日本的医疗水平低下，由海路传播而来的烈性传染病给日本人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令他们一遇到传染病流行，就与外国人的入境联系起来，惊呼为“夷病”。中世贵族的世界知识如此闭塞狭隘，如何能够应对世界形势的风云突变呢？ 本州岛西部（西国、镇西），也就是当时日本的西部地区，当地的居民已经有充分的机会可以接触海对岸的信息。我们在第二章将会谈到，九州民众与高丽的接触十分频繁，与宋朝的来往也早已十分密切。来自宋朝的高级“唐物”—中国的书画、陶瓷、工艺品、书籍等正通过九州的窗口博多（今福冈市博多区）源源不断地运入京都。居住在九州的海民们才不在乎什么“鬼形”“鬼类”，对他们而言，与海对岸的外国人接触意味着无尽的珍宝与机会。随海而来的财富、知识与信息，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另外，一个像商人一样不畏艰险远涉重洋的群体—留学僧，正在越来越多地涌入南宋的江南地区。这些留学僧主要出自禅宗这个盛行于南宋的宗派，他们也是本书所要竭力刻画的人群之一。这个群体归国以后，将会给狭隘的京都贵族社会和幕府上层带去*新的大陆知识，并在“蒙古袭来”以后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章 史无前例的危机》 早在镰仓幕府建立初期，镰仓禅宗五山之一的寿福寺已经创立，但当时的寿福寺还不是一个禅宗寺院。将军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以后，为了充实这里的僧侣人才，为幕府打造祈祷的队伍，从京都聘请了一大批僧侣。其中有一位叫作荣西，曾经两次到过南宋的江南地区，并且在第二次入宋的时候，在浙江天台山万年寺学习了南宋*为流行的禅宗—黄龙派禅法。荣西后来被幕府任用，成为镰仓宗教界的领袖人物。但当时的幕府要员们对禅宗并不感兴趣，因此，荣西在镰仓期间一直都是以一名密教僧的身份行事的。在当时的日本，禅宗不过是刚刚从南宋传入的新事物，天台和真言的密教才是宗教界的绝对主流。这样的情况到北条时赖当政时才发生转变。一部分传统宗教势力在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使幕府的领导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禅宗这个来自海对岸南宋王朝、极富异域魅力的新宗派。经北条时赖、北条时宗两代得宗的扶持，禅宗寺院已经在镰仓拥有很大的势力，但在京都，禅宗的发展还有待时日。在镰仓时代幕府是禅宗*重要的庇护者，今天我们查阅北条时赖、北条时宗父子的画像，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剃光了头、身披禅宗式九条袈裟、结跏趺坐在宋朝式椅子上的模样，仿佛已经得悟的禅宗高僧。 这片以禅宗寺院为中心的新空间，与镰仓市中心的早期寺院在外观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当时，天台宗、真言宗这类日本主流宗派的寺院采用受到隋唐以来建筑风格影响的式样，经过奈良、平安时代以来数百年的演变，形成了日本自己的“和样”建筑，而禅宗寺院采用的是南宋江南风格的建筑样式，当时被称作“唐样”或“禅宗样”。今天在镰仓圆觉寺还有一座中世时期的舍利殿，被视作日本禅宗样建筑的代表。 不仅如此，宋朝建筑风格影响之下的日本禅宗寺院布局也和传统佛教宗派多有不同。当时其他宗派的僧侣一进禅寺，就能发现一个自己完全不曾认识的空间。曾有学者说，若你走进镰仓的禅宗寺院，你身边能听到的都是中国话。这虽然是个夸张的描述，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这是因为无论是建长寺还是圆觉寺，它们的**任住持（兰溪道隆和无学祖元）都来自中国的江南，此后也有多名住持具有江南背景。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这里仿佛是个富有异域风情的江南主题公园，对于渡海来此的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能激发乡愁的地方。中国禅僧来到镰仓以后，原封不动地将江南的制度和寺院生活方式移植到了这里。 “蒙古袭来”前夕，镰仓山内山谷的禅宗寺院空间已经初具规模，“蒙古袭来”以后更是发展迅速，作为都市镰仓之中一个独具特色的江南风空间，为幕府统治的中心城市注入了一股新风。可以说，山内山谷就好像南宋江南文化在日本的一块“飞地”（后来则是元代江南文化的“飞地”），它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舞台，“弘安之役”结束以后，这里也将成为连接大元朝廷治下的江南与日本社会内部的结点之一。 ——《第三章 忽必烈的对手》 自元日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日本这个岛国的变与不变。中世以来，岛国以“独善”的姿态，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其作为“神国”“佛国”的自尊，严格保持着孤立主义的对外态势。但日本社会上下对境外商品（唐物）的需求从来不曾中断，这让日本并未成为漂浮在海面上的孤岛，而是与大陆保持着各个层面上千丝万缕、若即若离的联系。这种联系总体上呈现出越发增强的趋势，直到宋元之际，已经有两种“唐物”对日本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其一是中国的铜钱；其二是“活着的唐物”—那些背负着大陆知识、文化与人际关系的禅僧。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场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旋风降临日本列岛。日本统治者坚持的不理会、不答复、不让使节进京的孤立主义态度，没能阻止元日战争的发生。但从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来看，除了宗教和精神层面，元日战争对日本的影响是极小的。双方的密切交流很快得以恢复，这使得两种“唐物”很快在各个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大量流入的中国铜钱渗透到日本社会各处，成了列岛的流通货币；而作为“活着的唐物”的禅僧，通过较之南宋更为广泛的留学活动，构筑起了一道横跨东海的人际链条，使得海的这一头与海的那一头成为一个整体，日本的五山禅林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禅宗文化圈的一部分。留学僧回到日本之后，以“知中派”的身份活跃，对当时的政治外交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到14 世纪中叶，东亚海域的全局性动荡发生之时，日本列岛与大陆的联系较之一百年前更为密切，实际上已经无法与中国隔离开来（东亚海域全局性的动荡，实际上也是这种紧密联系的体现）。但须知这样的紧密联系不是元日战争所带来的，而是得益于战争以后横跨东亚海域的海商、禅僧们的活动，也得益于元朝相对宽松的贸易管理体系。因此，日本没有因为元日战争而成为蒙元东亚秩序下的孤岛。日本不是因战争，而是因交流和贸易进入世界史上的“蒙古时代”之中。正因为如此，当足利义满开启与明朝的外交之时，他所具有的关于海外的知识和情报以及判断力，已经与一百年前的执政者迥然不同。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