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清史研究丛书新编)

20世纪只剩下*后几个年头了。一些思想敏捷、目光远大的人，都在纷纷提前“跨入新世纪”，展望着即将来临的21世纪将会遇到的种种机遇和挑战，憧憬着未来的美好前景。这自然很好，也很有必要。多思考一点未来，总能使我们生活得更加胸有成竹一些，眼界更加开阔、步伐更加坚实。不是已经有专门的“未来学”了吗？可见未来之作为研究对象，实在是天经地义而极有意义的事。不过，作为一个几十年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教师，真所谓“积习难改”吧，在大家忙着瞻顾未来的时候，我却无端地想起了既往，就是说，从现在正在进行着的世纪之交，自然地联想到百年前的上一个世纪之交，即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替了。这种联想，特别是读到季羡林老先生在《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中的这样一段话时，更加强烈起来：现在又到了一个世纪末。很多人，特别是对时间推移一向敏感的知识分子，都对即将来临的一个新世纪有所考虑，有所幻想。我现在就常常考虑二十一世纪的情景。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世纪的转折点并不总是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也不会在人类前进的长河中形成一个特殊的阶段。但是世纪末往往对人类的思想感情产生影响，上一个世纪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季羡林：《季羡林小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333页。这段话说得极好。虽然季老没有具体论述上一个世纪末对人们的思想感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我们确实知道，上一个世纪之交，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感情、心理以及与此相连的行为和实践，异常丰富和活跃，生动地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特征。如果稍为放宽一点，上一个世纪之交，大体可以包括19世纪的*后10年和20世纪的*初10年。这20年时间，正好是具有268年历史的封建清王朝的*后岁月；又因为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后一个朝代，所以，这也是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王朝末日。新旧世纪的交替同剧烈的社会变革交织在一起，就使得历史内涵变得更加丰满，更加深邃。在这段时间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达到了空前尖锐、空前激烈的程度。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艰难斗争中，既遭受了创巨痛深的苦难，也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如果从人们的思想感情、精神状态的角度，对比一下两次世纪之交的情景，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在上个世纪的末叶，特别是在甲午战争遭到惨败之后，中国人民是普遍带着认为自己国家“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康有为语）的忧伤、焦虑、失望、悲愤心情，去迎接新世纪的来临的，因为当时国家正处在“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孙中山语）的危急状态。一个坚决反对维新运动的人在参劾保国会的奏折中说，康、梁等人，整日价奔走呼号，高喊“中国必亡，中国必亡！”“以致士夫惶骇，庶民摇惑，私居偶语，亦均曰：国亡国亡，可奈何！”这确实是当时人们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一百年后的今天，到了又一个世纪的末叶，我们不但早已没有了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取得了国家民族的独立，而且全国人民正以昂扬的步伐，意气风发地行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尽管我们在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还会遇到种种困难和挫折，但谁也不会怀疑，我们祖国繁荣昌盛的未来将是指日可待的。两个世纪之交，两种处境和命运，两种迥然不同的心情和精神状态，正犹如云泥之隔，天壤之别。我们在不胜沧桑之感的同时，不免要问：这样巨大的变化，是怎么得来的？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不是。说到底，这样一种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化，是一个世纪来无数有名的和无名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斗争的结果。回首往事，我们不能不向所有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的先辈们表示至深的敬意。这话似乎有点老生常谈，其实却并非多余。因为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什么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社会责任感以及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等等，早已失去了昔日的神圣光辉，甚至在个人利益面前扭曲为滑稽可笑的东西了。而在近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以新的简单化去代替或“纠正”过去曾经犯过的简单化毛病的倾向，在有的论著里，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情有独钟，充满了宽容和厚爱；一方面则常常对改革者、革命者或封建统治秩序的叛逆者做着过多的挑剔和过苛的指责，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表明思想之“解放”与观念之“更新”。例如，对于殖民主义，大讲他们怎样对东方历史“起了一种革命的作用”，“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在封建统治阶级中，被尊为“中国近代化的**人”的即已达五六位之多，真不知道这块首倡中国近代化的金牌应该挂到他们之中的哪一位的脖子上。而对于改革派和革命派，就完全是另一种评价尺度了。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本来可以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大发展起来，但康有为、梁启超等偏偏要搞什么维新改革，结果使洋务运动被迫中断，以致错失了一次走向近代化的极好机遇；也有人认为，本世纪初，清王朝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大大促进资本主义，但孙中山等人偏偏要起来搞反清革命，结果中断了“新政”和预备立宪的进程，于是又一次错失了走向近代化的良机。戊戌维新派也好，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好，他们都犯了“激进主义”的错误，应该承担延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责任。我以为这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要弄清一定时期的历史的真实，仅仅根据某些历史人物的自我表白或标榜，是不行的。比较靠得住的办法，*好是看看这个时期社会各色人等，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所好所恶，所喜所悲。马克思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志尼和拿破仑》）我觉得此话说得很有道理。本书所涉及的各个问题，大抵都是从社会状况的角度做一点历史的剖析。除开头两篇外，时间都正好是在上世纪*后10年和本世纪*初10年的范围之内。全书没有提出什么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惊人的理论观点，也几乎未曾参加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些热门问题的讨论，大概不免会被有些人目之为保守之作的。但自认为也有一点好处，那就是注意的问题往往是过去研究较少甚至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写作时努力少讲空话，尽量不去做抽象的概念争论，对于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叙述和分析，力求具体、细致，言必有据。至于是否做到了这一点，那自然有待于读者和同行们的评判。书中《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一篇，是我和刘仰东同志合作的。文海1995年1月30日，甲戌年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