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中国观:近两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修订本)

当我们从东方学、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哲学这三个方面讨论了马克思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之后，一个极为强烈的印象出现在我们对马克思的中国观的评析中，这个印象就是：世界主义和从世界看中国。 说起世界主义，在本书的讨论进入欧洲近代以后，就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字眼。有人指出，Cosmopolitan这一词，是在18世纪才出现的，笔者对此没有核查。但是，至少可以指出，自从16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人类文化就已开始从半球文化走向全球文化了。当然这是一个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世界主义和全球观念一直是激励人们追求各种文化交流和互补互识的*重要动力之一。不管人们是处于从自己看他人，还是从他人看他人的文化互识阶段，其自觉或不自觉地依傍的背景就是世界主义和全球观念；而历史总会造就一些卓越的超前者、超越者，他们于是便自觉地鼓吹这种背景和意识。我们已经看到莱布尼茨是17、18世纪之间的这样一位巨人，而歌德、黑格尔则是18、19世纪之交的这样的巨人，这期间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人，如哥尔斯密等，否则就无以说明为什么世界主义一词会在19世纪正式出现。我们也已看到，莱布尼茨是这种意识的*早的*有影响的鼓吹者和实践者，而歌德和黑格尔却分别从普遍人性（世界文学）和人类理性（世界精神）的不同角度证明了世界主义的观念。到了马克思那里，他同样敏锐地牢牢抓住了这一时代精神，把19世纪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第二个16世纪，真是精辟至极。 因为我们知道，当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当人类很快进入陆、海、空立体交通之后，地球变小了，空间和时间都压缩了。特别是，马克思十分重视他活跃的时代所出现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洲的“淘金热”，以及随之而起的移民潮流，因为这两大事件促进了新航线的开辟和轮船的使用。对此，马克思以哲人的睿智指出：“自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候时，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为此，马克思从社会经济文化的角度，更科学地论证了世界主义和全球观念。从殖民扩张到国际竞争，从全球贸易到世界市场，从世界经济到世界文明，这种声声呼唤世界文明、世界历史、世界文学、世界哲学的热切心情和科学理论，我们可以从《共产党宣言》中明显感觉到，从《资本论》中明显感觉到，同样，也能从马克思的东方文化观和中国文化观中明显感觉到。无论是对东方学、对文化人类学、对历史哲学的研究和思考，都离不开东方，都与中国有关，这一事实，无可置疑地表明了马克思有一个更高、更深、更宏大的目标，这便是追求世界文明、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我们这样说，不仅仅是出于历史的逻辑、理论的推断和合理的猜想，为此，我们还想提醒人们注意到19世纪50年代初期，马克思亲笔写下的一些重要的论述，其中的观点不一定是马克思*早提出的，但由于马克思将之与19世纪50年代前后刚刚出现的生活现实联系在一起，而变得更富有生命力。马克思这样写道：“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想想今天我们在新旧世纪之交（20世纪与21世纪）的时代，所听到的类似的预告吧！谁能怀疑马克思具有世界主义的现实而又远大的眼力呢？同样，想想今天我们看到的为太平洋地区的崛起而准备的东方研究热吧，谁能否认马克思研究东方和中国是怀着对未来的预测，而不仅仅是对既往的追溯呢？ 这种基于现实的合乎科学的世界主义和全球观念，特别是由于它的超前性，必然地造成了马克思看待东方和中国文化的新视点，这是建立于从世界看中国这样一个视点之上的。正如我们已一再提到过的，这是文化交流和互识的第三阶段，又是国外中国观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从形式上看，有着仿佛回复到**阶段——从自己看他人，从外国看中国——的现象，因为已经跳出了对方的局限，而更具哲学解释学的特征。但这时的研究和结论，已经处于一种崭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处于一种涵盖面很大的新的理论的指导之下，处于一种与别的现象和本质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所谓文化交流和互识的三个阶段，也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哲理性现象，而第三阶段的出现，将是新的突破和质变的前提。国外中国观的第三阶段主要应该属于20世纪，一切新的突破和质变也应该属于20世纪，马克思又一次超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