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史

　　因为在1969-1985年间躲过了至少22次未遂军事政变，尤其是侥幸地躲过了1971年和1976年的两次军事政变，加之在1979年后因为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开始关注死亡等哲学命题，执政多年的尼迈里总统逐渐变得不稳定和非理性。他将宗教看作是所有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基础，将自己的奇迹般幸存解读为真主的指引，认为来自西方的政治、教育、经济与价值观导致了苏丹伊斯兰社会的衰落，因而必须消除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寻求文化独立，重塑伊斯兰教正当性。在这种近乎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理念指引下，加之沉重的债务压力、经济萧条引发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抗议、大饥荒导致的国内难民潮以及南方加朗领导的叛乱等，尼迈里在1983年9月8日突然宣布废除旧刑法，执行根据伊斯兰教法制定的新刑法，即所谓的“九月法令”，不仅要在全苏丹范围内无差别地实施伊斯兰教法，恢复断手、鞭笞、绞刑等传统刑罚，对无视新刑法者一律按照新法治罪；而且效仿一个世纪前的马赫迪自封为伊玛目（教长），独揽宗教和世俗大权，要求政府高级官员向他宣誓效忠。　　在1983年9月-1985年4月的18个月里，尼迈里将在苏丹确立伊斯兰教权威视为自己先知般的“使命”。他发表言辞犀利的系列演讲，虔诚地引述《古兰经》经文，批评晚间娱乐活动是亵渎神灵，训斥杰济拉州的民众好色放荡，告诫遭受洪灾的卡萨拉州民众冒犯了真主，谴责罢工的人们“有违主道”。当英国驻苏丹大使警告说禁酒令可能让2000名在苏丹的英国专家离开时，尼迈里这样回答，“我们请的是技术专家，不是饮酒专家。如果专家们一定要饮酒才能工作，那就请离开苏丹。”①事实上，尼迈里本人也喝酒，他在1970年访华前夕曾到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做客，在品尝中餐时就很兴奋地“喝了不少茅台酒”。　　新刑法颁布后，苏丹政府宣布犯罪率下降了30%，但民众反应迥异。在北方的城镇，很多市民因为许多娱乐方式被禁止而失望沮丧，进而担心会受到审讯和惩罚。有饮酒嗜好的男人公开表示不满，家庭妇女们因为禁酒令能够节约家庭开支而表示支持。众多的农村居民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很高兴看到强制实行沙里亚法，认为这可以洁净首都的奢侈生活，消除宗教腐败，延续了一个世纪前马赫迪运动的未竞事业。但对南方人来说，九月法令严重侵犯了1973年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是对《亚的斯亚贝巴协定》的致命一击，他们不再支持尼迈里。当然，至少在当时，尼迈里觉得南方人没有反抗的政治、经济和财政手段，他已经不再需要南方人的支持。　　当时的苏丹权力体系已经不可能对尼迈里总统构成制约，曾经的专业人士内阁已不复存在，九月法令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穆兄会控制的喀土穆大学学生会发动学生上街游行庆祝新刑法实施，高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共和国”等口号。苏社盟中央政治局也组织报纸等苏丹媒体，反击国内外对实施伊斯兰教法的指责。推土机在人民宫与青尼罗河之间的埃尔尼林大道上将大量酒瓶碾轧成碎片，数千加仑的烈酒被倒入尼罗河，酒精类饮料的酿制和消费被严格禁止。仓促设立的“正义裁决法庭”通常由一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主审，先后有超过1 50人被判处当众处决或遭断手、鞭笞等刑罚，包括政府部长在内的大批观众被刻意召集起来目睹行刑过程。9月29日，为了效仿先知饶恕陷害他的麦加人，尼迈里发布大赦令，释放了考伯尔（Kober）监狱中全部的1.3万名囚犯，并给每个人发放100苏丹镑（60美元）帮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考伯尔监狱随后被改造成执行沙里亚法的行刑场，后来一度成为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1983年12月，苏丹首次对两名偷盗犯施行断手的刑罚，割断偷盗犯的右手腕关节，并用汽车将断手掌展示给数万名现场观众。在随后的18个月内，有50多名偷窃犯被砍手，一名科普特基督教徒因持有外币而被绞死，也有贫穷的家庭主妇因销售啤酒而被殴打。1985年1月18日，因为公开要求废止伊斯兰教法和恢复公民自由，时年76岁的苏丹共和兄弟党领袖马哈茂德·塔哈（Mahmud Muhammad Taha）和4名追随者在考伯尔监狱被处以绞刑，尸体被丢弃在恩图曼以西的沙漠里。这是苏丹实施沙里亚法后首次以“信奉异端邪说”的罪名处死一名穆斯林，让国际社会和媒体大感意外和愤慨，因为苏丹刑法禁止处决70岁以上的人，而且此前尼迈里刚刚赦免了209名被控“搞阴谋活动”的基督徒。虽然穆兄会称赞尼迈里对塔哈的绞刑处决，整个社会反对尼迈里的活动也有所收敛，但更多的苏丹人将之看作是残酷的、攻击性的和不必要的报复行为，是尼迈里政权结束的先兆。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