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昭玲妇科临证用方

　　临床组方时，不仅要考虑方剂组成的原则性与其结构的完整性，也要考虑组方用药对疾病病情的针对性与适应性，此二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君臣佐使强调了组方的原则性与其结构的严谨性，而临床针对病、证、症等遣药组方的思路，则有主有次地把握了组方对疾病的针对性与适应性。　　（一）因病遣药组方　　“病”是对疾病全过程的特征与规律等本质所作的概括。任何一种疾病，皆有贯穿其全过程的病因病机，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临床异病同证，固可采取相同的治疗方药，如经、带、胎、产诸疾，证属血虚者，皆可立补血之法，投四物汤之类。但不同疾病出现相同证候，其证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如肾虚证既可见于月经后期、闭经，也可见于带下过少、滑胎，还可见于产后汗证、不孕症等。此时若不顾及疾病本身的特殊性，一味拘泥“有是证，立是法，用是药”，仅立补肾之法，选用相同的补肾药物组方，则恐难取得理想疗效。若针对不同疾病，如月经后期，立补肾调经法，选用当归、熟地黄、山茱萸、牛膝等；滑胎，立补肾安胎法，选用菟丝子、杜仲、续断、桑寄生等，则针对性更强，疗效将更显著。　　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人们逐渐摸索和积累了针对某一疾病所应该使用的治疗方法以及某疾病的专属性方药，如针对月经不调、不孕、崩漏、妊娠或产后小便淋痛等疾病而拟定的调经、助孕、固崩、通淋等治法；安胎用寿胎丸，产后调治用生化汤，乳痈用蒲公英、忍冬藤，子宫肌瘤用王不留行、夏枯草等等，这些大多是来自实践并被反复证明切实有效的经验总结。因此，临证立法组方时，既要重视辨证施治，也要充分考虑不同疾病的特殊性，尽可能熟悉、掌握一些常见疾患的专属治法与方药，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方药与病证的一致性。　　“病”包括中医的“病”与西医的“病”。随着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不断深化，立法组方融合西医医理是现代妇产科临床的常见思维模式。如不孕症属西医无排卵者，治疗多以补益肾气，平衡肾之阴阳，调整“肾-天癸-冲任-胞宫”生殖轴以促排卵为主；若属黄体功能不全者，则以补肾疏肝为主要治法；而输卵管阻塞性不孕，治疗多配伍疏肝理气，化瘀通络药物。　　现代中药药理研究成果也使因病制法组方遣药成为可能。如带下因滴虫性阴道炎引起者，可立灭滴杀虫法，配伍苦参、蛇床子等药物；若因盆腔炎引起，且伴有炎性包块者，则立清热解毒、化瘀散结之法，可选用银甲丸、银翘红酱解毒汤等。　　（二）因证遣药组方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点与精华，是立法遣药组方的主要手段。作为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妇产科学，无疑其立法组方亦主要依赖于对证候的辨识。　　“证”为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能够反映疾病在某一阶段病理本质的主要症状和体征。它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阶段的病位与病性等本质所作的概括，反映了疾病不同阶段的病情状态。因证立法遣药组方，即以疾病当时的综合反应状态为调节要点，综合考虑证候病机中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诸要素，有主有次地确立治法，组织方剂，务使“法证对应”“方证相关”。　　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前人认识到许多中药即以治“证”为专长，如丹皮、赤芍长于清热凉血，活血散瘀，月经病、胎前产后疾病辨证属血分热盛或血热瘀滞者可选用；半夏、天南星皆能燥湿化痰，带下过多、不孕等辨证属湿痰、寒痰证者可选用。正是因为这些具有鲜明治“证”特色的药物，才使因证立法遣药组方成为可能；换而言之，也正是因为妇产科临床强调因证立法遣药组方，才使药物的治“证”功效得以证实，并不断发现他们新的功效。　　综观古今文献资料，因证立法遣药组方者比比皆是，如调补冲任、温化冲任、清泄冲任、疏通冲任，是针对证的病位在冲任，并依据寒热虚实的不同病性而确立的治疗大法。艾附暖宫丸、温胞饮之温肾暖宫或散寒温胞；育官片、滋肾育胎丸之补肾育官；益气升提汤、升麻汤之益气举胞；桂枝茯苓丸、脱花煎之逐瘀荡胞；清经散、清热调血汤之泻热清胞；大补元煎、寿胎丸之补肾固胞等等，无不是因其证候病机中的病因、病位、病性而确定的治法与方药。　　长期临床实践告知，治疗方法、方药配伍与证候病机之间的相关程度，是决定治疗效果的关键。临证只有辨证清楚，才能立法无误；只有立法无误，才能组方有据，遣药精当，方显疗效。历代有名的妇产科方剂之所以疗效卓著、流传至远，就是因为这些方剂的配伍及其所体现的治法与其主治的病证之间有着高度的选择性。因此，学习前人有效方剂，应首先把握病证的机理，才能深刻理解其立法旨意和配伍精髓；临证运用成方时，应充分考虑到目前证候机理与原方所体现的治法之间的对应程度，并需随证变化；遣药组方中，也只有充分认识当前病证的病机，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创制出高效的处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