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评论第二辑

李健吾与曹禺——关于戏剧批评与戏剧创作的思考 杨扬 李健吾在北师大附小、附中学习，1925年9月进入清华大学读本科，1930年夏毕业留校，1931年赴法留学，一路过来，可以说非常幸运，非常顺利；非常勤奋，也非常优秀。李健吾在北师大附中时，是学生会主席；在清华读书时，也是出类拔萃的学生，深得朱自清、王文显老师的信任和赏识。曹禺*初是读私塾，进英文学馆，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毕业后在南开大学学习两年，因不喜欢政治学专业，1930年夏转而报考清华，于9月直接升入清华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在南开时，曹禺为老师张彭春教授赏识，不断引导他进入戏剧创作、表演领域。曹禺喜爱的英文版《易卜生全集》，就是张彭春赠送他的。第三，他们大学都在清华西洋文学系学习，系主任是曾在美国学习戏剧编剧的王文显教授，这种师风影响了李健吾、曹禺，也影响到后来的张俊祥、杨绛等。李健吾和曹禺先后担任过清华学生社团戏剧社社长。李健吾是1928年，曹禺是1930年。这是他们戏剧才能的显现阶段，对他们后来的事业发展，有着历练作用。第四，他们大学时代都有出色的表现，尤其是李健吾表现得非常抢眼。1926年，20岁的他就由王统照介绍，加入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1926年到1927年上半年他患重病休学养病一年，1927年秋，转到西洋文学系，随二年级学生继续学业。当年，他与国文系老师朱自清教授合译的布拉德雷的论文《为诗而诗》在上海的期刊《一般》发表；1928年10月24日，《大公报 ?? 戏剧》开始连载李健吾的长篇评论《关于中国戏剧》；1928年底，又完成了长篇小说《心病》，1931年经朱自清推荐，在上海的《妇女杂志》连载，朱自清先生还给他写了评论；1929年6月，他的小说集《一个兵和他的老婆》出版。李健吾在大学期间，已经在社会上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诗歌、独幕剧、翻译和剧评，在国内新文学文坛打下很好的基础。中文系老师朱自清，西洋文学系老师王文显和教法国文学的外籍教师温德等，都非常欣赏、提携这个学生，认为是难得的可造之才。1930年6月，李健吾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王文显教授选定他留校，担任系主任助理。而曹禺在大学期间，尽管没有像李健吾那样全面开花，才情洋溢，但他在清华戏剧社的活跃程度是全校公认的，他南开时的老师张彭春教授始终关爱着他，曹禺与社会上的文学青年巴金、靳以等也有交往。李健吾在《忆西谛》中提到1933年在筹办《文学季刊》时，偶尔在巴金他们的住处“三座门”遇见过曹禺。毫无疑问，李健吾和曹禺都是清华西洋文学系的骄傲。但相比之下，他们又各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从李健吾的表现看，**，非常勤奋。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李健吾文集》有十一卷，《李健吾译文集》有十四卷，这两项加起来二十五卷，现在陆陆续续还有一些散落在旧期刊上的文章被发现，他晚年的一部手稿《法兰西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文艺理论》还没有出版。估计总字数有上千万字。《曹禺全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田本相教授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共七卷。第二，李健吾在创作、研究、批评和翻译等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但基本面还是翻译、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比较偏向于学术。像他的《福楼拜评传》二十多岁就完成了，1934年其中的一章“包法利夫人”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发表，引起北平学术界轰动，郑振铎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发现了李健吾的研究才能，非常赏识，1935年春，郑振铎担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后，立刻就聘请李健吾担任教授，这一年李健吾29岁。在《福楼拜评传》出版后，李健吾系统地开展文学批评，在《大公报》上用“刘西渭”的笔名发表评论，名震一时，文章后来收入《咀华集》《咀华二集》。尽管文学批评直接面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但李健吾的批评与一般的作家作品论还是有所不同，他比较偏向于借作家作品来阐发他所接受到的西方文艺理论，彰显批评本体的价值，而不是抬或贬某位作家作品。因此，他的批评立意高，理论性强，有系统性。这种特色也延续到他的戏剧批评。他觉得戏剧批评不是捧某位演员或某出戏，如果这样的话，就跟传统的戏迷捧角儿没什么区别了。他借用西方的名言，强调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冒险，通过文艺批评，要体现批评主体的价值和发现。如果文学批评是跟在陈规旧习后面吹吹拍拍，抬轿子，吹喇叭，那就不是文学批评了。所以，评论不只是评对象，也是评评论家自己。我们读《咀华集》中，李健吾对曹禺《雷雨》的批评以及对巴金《爱情三部曲》的批评，都体现出他鲜明的批评个性和敏锐的鉴别眼光，直至今天，他的这种批评风范仍然是值得文艺批评学习的。第三，李健吾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戏剧，戏剧是他的人生事业的底色，他从参与演出，到自己动手编剧，到评论，再到筹办戏剧学校、参与教学，有理论有实践，可以说是深度参与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但从他的戏剧工作特色来说，他的眼光和识见较之一般的戏剧从业者要开阔，尤其是他的戏剧批评，很少有戏剧方面的评论家能够达到他的水平。他对曹禺的评价，至今都会被研究者提到。他对曹禺的《雷雨》《日出》《家》都有评价，特别是对《雷雨》的评价，有时被一些人认为评价不够高，与《雷雨》后来在中国话剧领域的地位似乎不相匹配。但事实上，我们如果细细体味其中的观点以及侧重内容，就不能不佩服李健吾在29岁时的这种识见和鉴别力。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时间清晰地指出某部作品的内在思想来源和表现重点的。李健吾作为清华外文系的优秀毕业生，与曹禺接受同样老师的教育、指导，自然对一些文学资源的来路和表现样式，较之一般读者要清楚。李健吾的学识是非常渊博的，看书很多，尤其是外文书，连钱钟书都对他有赞词。现在回过头去看，李健吾对《雷雨》的评论，可以说是曹禺研究中*值得参考的意见，研究者基本上都认同曹禺《雷雨》是接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启发，在人物关系上，体现出某种命运和宗教抽象观念的影响痕迹。甚至连曹禺自己也不否认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只是曹禺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提醒大家在接受前面所述的观点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一个事实：并不是所有接受了这些影响的人，都能够写得出《雷雨》这样的剧本。曹禺的提醒是对的，思想影响并不能代替创作本身，但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思想影响的存在痕迹和启发作用。曹禺是公认的剧作家中看书*多的人之一（不知道是不是大学时，受同学钱钟书的影响，钱钟书被同学视为读书*多的），在他晚年的访谈录中，还一直在强调从事戏剧工作的人，一定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养成多看书的习惯。看书学习就是接受思想影响的过程。曹禺特别谈到读契诃夫的戏剧作品之后，对自己的思想启发。《雷雨》之后，他感到不满足那种带有传奇性的戏剧冲突剧，希望能够有所拓展，而契诃夫的戏剧，正是他苦苦思考许久，一直想要寻找的那种戏剧表达样式。他的《北京人》走的就是契诃夫戏剧的路子，痕迹也是看得出来的。所以，从揭示思想影响痕迹这一路来展开批评，李健吾的评论也没有错。这或许是创作者和批评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彰显不同的主体立场和价值意义的结果罢了。如果李健吾对《雷雨》的批评，还不能让一些人深刻体会到文学批评的特征特点的话，那么，李健吾对巴金“爱情三部曲”的批评，由此而引发的两个人之间的论争，在外人看来似乎有点情感上的意气之争，但事实上，这种论争是站在彼此的职业立场上，在思想方面的一种交锋、撞击。交锋时的情绪激动是可以想见的，李健吾的评论非常犀利，巴金的回击也带有情绪，但事后两人之间的交往始终是友好的，李健吾的《咀华集》是巴金帮助出版的；而巴金在“文革”*艰苦的时期，李健吾让女儿出差上海时，去看望巴金，并给予200元的接济，200元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李健吾病逝，巴金闻讯异常悲痛，他在病床上完成的《随想录》中，有三篇短文纪念这位老友，称颂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列举这些材料，是想强调真正的文艺批评，是有思想深度和烈度的碰撞，是相互间的激励和启发，而不是随意贬损别人，比拼谁高谁低，这是非常无聊的伎俩。李健吾晚年在《丁西林和他的剧作》一文中，曾谈及自己对丁西林剧作的批评，或许可以让我们见识真正的批评家的风骨和剧作家的风采：“出于对丁西林先生的尊敬，我的文章是不揣冒昧地直言了几句不客气的话，因为*不尊敬莫过于撒谎，而丁西林先生*不喜欢口是心非的读者。”所以，李健吾对曹禺作品的批评和曹禺站在剧作家立场上的坦陈，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思想交流。第四，李健吾与曹禺相比，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曹禺只是在上世纪40年代应邀到美国短期讲学。留学法国的三年经历，对李健吾而言足以享用终生，不仅让他置身于欧洲文化的环境当中，亲身感受了另一种文化现实，同时让他对于欧洲文学和戏剧，尤其是法国文学和戏剧，有了自己的直观感受和独立判断。李健吾的批评集《咀华集》《咀华二集》中，几乎将法国*著名的批评家的理论观点都援引过，这可以见出他对法国理论家的关注和熟悉程度。他喜欢20世纪法国大批评家布雷地耶的一句话—读一本书要能够想到所有的书。李健吾一生翻译了许多外国的作家作品，但*集中的是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的小说和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的戏剧。这代表了李健吾翻译的精华和水准。对他这两方面的选择和取得的成就，外国文学翻译领域都有很高的评价。他晚年告诉他的研究生郭宏安，法国批评家古尔蒙的告诫，让他印象深刻，这句话是：“一个忠实的人，用全副力量，把他独有的印象形成条例。”李健吾就是希望摆脱印象、感性的浅层接受，努力将自己对艺术的领会，上升到一种范式、条例的理论状态。从文学批评角度来考察他的这一经历，曾有文章提到在法国研究福楼拜，是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真正开端，他不仅阅读、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同时对这些材料需要鉴别、评价，从研究方法上获得了某种自觉，进而形成了一种偏向于学术的理论思考习惯和提升创作经验的批评能力。正是有了《福楼拜评传》这样扎实的研究做基础，回国后他开始了职业批评生涯，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系列评论，出版批评集《咀华集》《咀华二集》。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戏剧批评和评论也相继展开，像对曹禺、夏衍的剧作，**时间都有评论。1953年李健吾调离上海戏剧学院，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研究所后划归中国社科院，他随之成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他转到外国文学研究所，与他的师弟师妹钱钟书、杨绛夫妇一起，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但他对戏剧的关注和评论，始终没有中断，他的两本戏剧评论集《戏剧新天》和《李健吾戏剧评论选》，都是在晚年编订出版的。所以，就对戏剧和戏剧批评的综合影响而言，在20世纪的中国，很少有人能像李健吾那样年少成名、终生致力于戏剧创作和戏剧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