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朋友

我们正吃着，巴姆伯格过来我们桌。他是小个子，肺痨病人般消瘦，驼着背，罗圈腿。他穿着漆皮鞋，套着鞋面罩。他的尖脑壳上有一些灰头发。一只眼睛比另一只大—红红的，突出来，像是受了自身视觉的惊吓。他骨瘦的双手撑靠在我们的桌上，用嘎嘎的嗓音说道 ：“雅克，昨天我读了你的卡夫卡的《城堡》。有意思，很有意思，但他想说什么？如果说是一个梦，那太长了。寓言应该是短的。”雅克·柯恩迅速吞下正在嚼的食物。“坐下来，”他说，“大师不必遵循规则。”“有一些规则，就算大师也得遵循。什么小说也不应该比《战争与和平》长。连《战争与和平》也太长了。如果《圣经》有十八卷，人们早就忘了它。”“《塔木德》有三十六卷，犹太人可没忘了它。”“犹太人记住的东西太多了。这是我们的不幸。我们被赶出圣地两千年了，现在我们想要回去。疯了，不是吗？如果我们的文学只反映这种疯，会是很棒的。但我们的文学却古怪而理智。好吧，不说这个了。”巴姆伯格费力站直身子，苦苦皱眉。一小步一小步，他拖着脚离开桌子。他到留声机那儿，放进一张舞曲唱片。作家俱乐部里都知道，他好些年没写一个字了。他上了岁数后，受了朋友玛茨金博士的哲学的影响，学起了跳舞。玛茨金博士是《理性的熵》一书的作者。在书里，他试图证明，人的智性是破败的，真正的智慧只能经由激情达到。雅克·柯恩摇头。“半瓶醋的哈姆雷特。卡夫卡担心成为巴姆伯格这样—所以他毁了自己。”“伯爵夫人给你打过电话吗？”我问。雅克·柯恩从口袋里掏出单片眼镜，戴上。“她打了又如何呢？在我的生活里，一切都变成语词。全是聊，聊。这其实就是玛茨金博士的哲学—人*后成了语词机器。他会吃语词，喝语词，娶语词，用语词毒害自己。你想想看，玛茨金也去了格拉纳特的狂欢派对。他是去实践他的学说了，但他再写一本《激情的熵》也没差。是的，她有时会打给我。她呢，也读书，但没有智性。事实是，尽管女人竭力展示自己身体的魅力，但她们对性的意义的了解与对智性的了解一样少。“拿契西克夫人来说吧。她拥有过什么呢，除了一个身体？但你去问问她，身体究竟是什么。现在她丑了。她在布拉格当演员时，还有点东西。我是她的男主角。她有那么一点点才华。我们到布拉格去挣些钱，发现一个天才等着我们—自我折磨程度*高的智人。卡夫卡想当个犹太人，但不懂怎么做。他想生活，但也不懂怎么做。‘弗兰茨，’我曾对他说，‘你是个年轻人。做大家都做的事。’我知道布拉格的一家妓院，我劝他跟我去。他还是个处男。我可不想谈那个和他订婚的女孩。他在布尔乔亚的沼泽里已陷到了脖子。他圈子里的犹太人有一个理想—成为外邦人，不是捷克外邦人，而是德国外邦人。简而言之，我说服了他探这趟险。我带他进了前犹太区的一条黑巷子，妓院到了。我们上了歪歪扭扭的楼梯。我开了门，里面像是舞台布景 ：妓女、皮条客、嫖客、鸨母。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卡夫卡颤抖起来，拽我的袖子。然后他掉头，飞快地奔下楼梯，我担心他摔断腿。一到街上，他就停下来，如小男生般呕吐。回去的路上，我们经过一个老犹太会堂，卡夫卡谈起了戈勒姆。卡夫卡相信有戈勒姆，甚至相信未来还会再有。一定存在神奇的语词能把一块泥巴变成活物。据卡巴拉教义，上帝不是通过说出神圣的语词创造世界的吗？太初有道。“是的，一切都是一个大棋局。我一生都怕死，但现在站在坟墓边上，我不再怕了。显然，我的对手想慢慢下这盘棋。他要一个个地吃掉我的棋子。他先抹掉我之为演员的魅力，把我变成一个所谓的作家。一做完这个，他就让我患上书写痉挛症。他的下一步是剥夺我的性能力。不过我知道他离将死我还早，这就给了我力气。我的房间冷——冷就冷吧。我吃不上晚饭——不吃也死不了。他搞我，我搞他。前一阵子，我深夜回家。外头寒霜逼人，突然我意识到丢了钥匙。我叫醒看门人，但他没有备用钥匙。他身上冒着伏特加的气味，他的狗咬了我的脚。前些年我会绝望，但这一次我对我的对手说：‘如果你要我得肺炎，我没意见。’我离开房子，决定去维也纳车站。风几乎把我吹走。晚上那个点，等夜车起码要三刻钟。我路过演员公会，看见一扇窗户里有灯光。我决定进去。也许能在那儿过夜。台阶上，我的鞋碰到了什么，只听见叮的一声。我弯腰捡起一把钥匙。正是我的钥匙！在这座楼的黑暗楼梯上找到一把钥匙的概率是十亿分之一，看来，我的对手担心在他准备好之前我就不要命了。宿命论？你愿意就叫它宿命论吧。”雅克·柯恩站起身，请我允许他打个电话。我坐在那儿，看着巴姆伯格迈着摇晃的腿和一位文学女士跳舞。他眼睛闭着，头靠着她的胸脯仿佛靠着枕头。他似乎同时在跳舞和睡觉。雅克·柯恩去了很长时间，比通常打个电话的时间长得多。他回来时，眼上的单片眼镜闪着光。“猜猜谁在另一个房间里？”他说，“契西克夫人！卡夫卡的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