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家,一个爱情故事

雷布·亚伯拉罕·尼森打开通往一间卧室的门。屋里有两张床排成一排，床头对着床头，床上铺着欧洲床单，跟在家乡的时候一个样。塔玛拉耸耸肩，先走进去，赫尔曼跟在后面。这间房间使赫尔曼想起了几年前新娘和新郎在新婚之夜被送入的洞房。室外，纽约在飞速前进，但是在这儿挂着一半帘子的窗户后面却保留着纳伦采夫或齐甫凯夫的一部分。这里的一切：褪色的黄墙壁、高高的天花板、地板，甚至五斗橱的式样和扶手椅的面子都再现了一幅往日的景象。一个有经验的舞台导演不可能选择比这更合适的布景了，赫尔曼这么想着。他闻到一股鼻烟味。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塔玛拉坐在床沿上。赫尔曼说：“你不必告诉我，但是……如果你认为我已经死了，那你肯定另外……另外还有别人……”他说不下去了。他的衬衫又湿了。塔玛拉狡黠地打量着他。“你想知道？马上要知道一切？”“你不一定要告诉我。不过，我对你可一直是老实的，应该……”“你有别的选择吗？你是不得已才把真相告诉我的。根据法律，我是你的妻子，那就是说你有两个妻子。在美国这儿，对这事情是很严格的。不管我过去干了些什么，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爱情对我来说不是儿戏。”“我也没说爱情是儿戏呀。”“你把咱俩的婚姻弄得啼笑皆非。我结婚的时候可是个天真的姑娘，而且……”“别说了！”“事实上，不管我们过去遭受了多少磨难，也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会活到明天或是下一个小时，但是我们需要爱情。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就更向往爱情，人们躺在地下室或是阁楼里，忍饥挨饿，浑身长满虱子，可是他们还是接吻，握手。我从来没想到在那种环境中，人们还这么充满激情。在你看来我什么都不如，可别的男人盯着我看，恨不得把我吞下去。啊，愿上帝保佑我！我的孩子们被杀害了，而男人们要我跟他们勾搭，他们给我一个面包、一点肥肉，或在工作中给我一点方便。别认为这些是小事情。那个时候，一点面包皮就是梦想。几颗土豆就是一份财产了。人们一直在集中营里做买卖，就在离毒气室几步远的地方做交易。全部货物可以装在一只皮鞋里，不过这就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们活命的资本啊。那些漂亮的男人——他们年纪比我轻，妻子也挺漂亮——追求我，对我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我没想到你还可能活着，不过即使你还活着，我也没有义务一定要忠于你。相反，我希望能忘记你，但是希望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另一回事。我一定得爱一个男人，否则我会对性关系厌恶。我总是羡慕那些把爱情当游戏的女人。要不是游戏，那究竟是什么呢？但是我身上有某种东西—我那虔诚的女祖先的血液—阻止我这么干。“我对自己说，我是个该死的傻瓜，但是在一个男人碰我的时候我又不得不避开他。他们认为我疯了，他们说得也对。他们叫我伪君子。人们变得粗鲁起来。一个极其受人尊敬的男人企图强奸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在亚姆布尔的难友还着手为我安排配偶。他们都这么说：‘你还年轻，你得结婚。’可是结婚的是你，不是我。有一件事我是明白的：我们相信的仁慈的上帝是不存在的。”“那你没有过别的男人？”“你听了很失望吧。是的，我没有过别的男人，而且永远不会再有了。我希望清清白白地站在我的孩子们的灵魂面前。”“我想你说过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果上帝能够目睹所有这一切恐怖而保持沉默，那他就不是上帝。我对虔诚的犹太人，甚至拉比都这么说过。在我们劳改营里有个青年人，他曾经在老齐科夫当过拉比。他是那么虔诚，像他那样的人没有了。他得在森林里干活，尽管他没有力气干这活。那些看管者十分明白，他的劳动毫无用处，但折磨一个拉比是件开心事。每逢星期六，他都不吃他那一份面包，因为按规定安息日是不能携带任何东西的。他的母亲，老拉比的妻子，是个圣洁的人，只有在天的上帝知道她是怎么安慰其他人，是怎么把她自己*后的一点东西拿出来帮助别人的。在劳改营这种条件下，她的眼睛瞎了。不过她背得出全部祈祷词，而且一直背到临终。“有一天我问她儿子：‘上帝怎么能允许出现这样的悲剧？’他千方百计试着给我解释。‘我们不了解上帝的做法’，等等。我没有跟他辩论，但是我感到痛苦。我把孩子们的情况告诉了他，他的脸变得像石灰那么白，显出羞愧的神情，好像他自己对这件事负有责任似的。*后他说：‘我恳求你，别再多说了。’”“是啊，是啊。”“你连问都没问一声孩子们。”赫尔曼等了片刻。“有什么好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