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律师业务成果奖优秀案例汇编(2020)【上下册】

　　《广州律师业务成果奖优秀案例汇编（2020）（上册）》：　　但并不等于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和平稳过渡逐步谋求发展的可能。而站在银行的角度，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被告的逃避态度以及抵触行为更加深了银行方面认为企业存在故意拖欠还贷的误解；加之银行基于其财务制度、业绩考核制度等机制制度的影响，超过一定期限未能成功追收的借款宁愿做坏账处理亦不愿意继续挂账的惯性思维，使促成争议双方协商沟通，*终达成共识，和平化解矛盾的设想举步维艰。　　从法律的角度回归到本案的几个争议焦点，原、被告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形式不同于常规线下“面对面沟通”签约的形式，而是通过手机、网络等电子电信设备以线上媒介签订的借款合同，该合同没有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任何签名和盖章，那么该合同是否成立？这种线上签约的模式是否存在瑕疵？该合同是小微企业的贷款，借款人就是企业法人，法人违约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列为共同债务人，承担连带法律责任是否有法律依据？将法定代表人个人列为共同被告，法定代表人何某是否能成为适格的被告主体？针对这系列问题，根据整个借贷业务的操作流程，结合双方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与承认，依据法律就合同成立要件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本《小微企业快贷借款合同》虽然其签订的环节与常规线下面对面签约的模式相比较存在合同不完整的瑕疵，但不能掩盖合同双方当事人已达成共识，自愿订立借贷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银行已履行全部合同义务以及被告亦实际履行了绝大部分支付借款利息的合同义务的事实，故本合同依法应已成立且发生效力，双方当事人均应受本借款合同的约束。但是，对于把法定代表人个人亦列为共同债务人，成为本案的共同被告，笔者认为欠缺有力的法律依据，作为原告方的银行此做法值得商榷。企业法人与自然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均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具有独立的法律资格。本案中借款人是企业法人，而其法定代表人作为自然人从未就此借款项目向银行提出借款的意向，未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本案所贷款项全部由银行直接发放到指定的企业名下银行账户，未曾进入法定代表人个人名下的任何银行账户，更没有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私自从企业账户提取所贷款项供个人使用，法定代表人个人与涉案所借款项无因果关系，将法定代表人视为共同债务人，直接列为共同被告，笔者认为没有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法定代表人个人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　　有鉴于此，与坚持以诉讼方式解决本案争议做比较，笔者认为通过从中调停斡旋，打破双方对峙态势，搭建起让原、被告双方进行协商沟通的桥梁，以调解的方式，促成双方重建信任，达成共识*终使双方的矛盾得以和平化解的模式更符合本案实际情况的需求，是本案有效定分止争的*佳选择。　　于是，围绕着本案的客观事实与合同模式的特殊性，笔者根据对实际掌握的情况进行分析后，向何某解释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并阐明了调解的利弊后，根据被告的调解意愿和还款计划初步起草了一个调解方案。2020年2月，原告提出要将调解方案变更为从原来9个月的还款期限缩短为6个月内全部还清本金、利息以及要求借款人承担全部的维权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的意见。原告认为，既然被告同意调解就应接受他们的全部要求。但很明显新的调解方案变相变更了诉讼请求并加重了被告的负担，有违通过调解化解矛盾和争议的初衷，不符合调解止争的本意，这次调解被迫搁置。2020年3月，经笔者多次斡旋沟通，双方同意并登录多元化解平台在笔者主持下进行了视频调解。因原告的一再坚持，双方在首次视频调解中依然未能达成协议。20多天后，本案经视频开庭进行庭审，原告、被告就本案事实进行陈述、就现有证据进行质证、辩论后双方当庭同意调解，并在诉讼程序中将该案引调到多元化解平台由笔者继续担任调解员进行调解。根据有关规定，诉中调解的机会只有一次，期限为15天且不得延期。于是笔者努力不懈地就调解方案细节，反复分别对当事人双方进行说服工作，受银行自身的体制和机制的限制与影响，在诉中15天调解期限届满后，原、被告双方仍未能达成调解方案，按正常程序，该案将会被重新回调到广州互联网法院的诉讼平台按诉讼程序推进，调解步入了绝境。但笔者依然不放弃，将调解进度以及对调解成功可能性的判断向法院反馈，争取得到了广州互联网法院的大力支持，*终在调解期限届满后，经办法官在不违反法律规定以及不超出审限的前提下同意暂缓将该案转入诉讼程序，给与本案*大限度的调解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