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产业升级与中等收入群体

**章导论 **节研究背景 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要实现“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③。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要“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 与此同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重要途径，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需要注意的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产业升级之间并不必然是协调发展的关系，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潜在冲突。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逐渐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面临一系列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这些因素使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处的位置而言，我国产业总体上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一，从增长来源的角度看，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和在空间、行业等维度的再配置。但伴随着生产要素数量扩张减缓、再配置空间逐渐减少，源于此的增长动力日渐衰减。其二，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出发，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拉动效应不断下降，GDP总量增长中由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份额逐步降低。其三，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出发，我国迈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本国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一方面制造业向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上述两方面情况双向“夹击”，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逐渐凸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日益严峻。其四，从人口构成的角度出发，我国提前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社会抚养比不断上升，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资金的压力日趋加大。特别是年轻劳动力短缺以及由此引发的工资水平上升，对中国下一步的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倒逼压力。总体而言，我国传统的出口导向型、“量大质不优”、缺乏核心技术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以数量扩张和低成本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我们亟须在新的发展阶段塑造新的发展格局。 第二，就国内收入分配的现状而言，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依然突出，收入分配格局仍有较大调整空间。过去40多年，我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创造了世界奇迹。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基尼系数近20年间一直处于世界范围内的高位：基尼系数在“十二五”期间略有下降，但自2016年以来又开始有所反弹。截至2020年，全国尚有6亿人的每月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左右。自2020年以来，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我国部分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冲击，低收入人群的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部分白领人群的收入也出现了缩水。诸多不利因素叠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进一步扩大。 第三，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工业机器人、大数据、物联网、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5G）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其影响可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产业技术革命，将深刻改变中国的产业、就业和收入分配格局。就科研基础和产业实践而言，中国均处于本轮技术革命的前沿阵地，面临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大历史机遇。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为代表技术的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并非一种局部变革，而是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全方位、立体化的影响，在产业生产过程、各类要素需求、社会收入分配等方面触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例如，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具有替代作用，可能导致传统重复性岗位消失，进而带来工人失业；与之相对，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虽然也可能替代部分劳动力，导致工资下降和新增失业，但同时也可以带动产业升级，创造出数据标记师等新型工作岗位。上述变化势必会对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构成和分布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经济与政治环境进一步变化，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剧。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当前仍在蔓延，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科技战并没有因为拜登政府上台而减缓，甚至有加剧的趋势，中美两国间经济与科技脱钩的风险无法完全消除。其二，受迫于国内经济形势和民粹主义浪潮，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加剧，中国制造业所依赖的核心技术面临断供和“卡脖子”威胁。其三，各国经济受疫情影响普遍步入下行区间，从而更加致力于保障本国产业链的稳定与安全，希望促使制造业回流以保证产业链的*低自主性。这对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中国经济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守住产业链稳定与安全，在“强链、补链、固链”的前提下实现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升级，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亟待回答的重要政策问题和战略问题。 给定前述机遇和挑战，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和数字化转型趋势，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对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冲人口老龄化的潜在负面影响、应对国际经济冲击、塑造新发展格局均具有重要意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个关键性条件，是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的两种基础动力。产业转型升级、劳动力需求变动、就业与收入的结构性调整、产品需求革新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循环系统。需要注意的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分别着眼于要素市场的分配结构和产品市场的供给情况，二者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因此，要深入探究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充分考虑上述循环的运行机制以及实现良性互动的条件，采取协同推进而非局部突破的思路。 第二节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本书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宏观应急项目“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促进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研究”（批准号：71950005）的课题报告改编而成⑥。本书综合利用了理论建模、实证分析、案例分析和实地调研等多种研究方法，为整个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首先，宏观经济模型的构建为本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借鉴相关研究的*新进展，尝试构建理论模型以总体刻画数字化转型、产业结构变动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本书以主流文献的理论模型为出发点，设定经济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部门，同时假设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对不同部门和不同技能的岗位可能产生差异化的替代效应。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了数字化转型冲击下，企业生产率、职业（技能）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经济变量的变化以及互动。 其次，基于多来源数据的实证分析为本书提供了扎实的事实依据和丰富的研究洞察。在数据来源方面，本书有机整合了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区域经济发展数据、多项追踪调查数据；就实证方法而言，本书充分利用了回归分析、机器学习等经典计量工具和前沿统计方法。在既有文献基础上，我们回答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与测度、中等收入群体结构的刻画与预测、企业要素投入的选择依据等一系列重要的实证问题。 *后，案例分析和实地调研为本书提供了产业实践经验和前沿洞见。本轮数字化转型尚在进行之中，诸多关键变量尚未形成有效的数据沉淀。为打破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潜在局限，本课题组走访调研了诸多关键行业的领军企业和小微企业，并就人工智能与岗位创造、人口结构与养老行业等行业案例开展了深入调研，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证证据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书聚焦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产业升级的内在关联与协同发展，着眼于以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等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实践，共包括七章内容。本章为导论，总体介绍本书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主要研究发现。为帮助读者快速、全面把握本书内容结构，现将其余各章内容概述如下。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旨在系统性梳理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产业升级相关的既有研究。关于中等收入群体、产业升级这两项议题，以及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技术变革，现有文献已经开展了诸多研究，形成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第二章希望对相关研究进行整体性回顾和梳理，以学术前沿的研究视角审视本书的研究对象，为进一步的理论、实证和案例研究打好基础。在该章当中，本课题组将首先对中等收入群体、产业转型升级、人工智能技术等三个方面的文献进行综述和评议，阐明既有文献的贡献与不完备之处，并在此基础上论述本书的主要切入点和创新点。 第三章为理论分析，希望构建包含数字化转型冲击、企业生产率、职业（技能）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变量在内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在主流文献研究基础上，对既有模型进行拓展和创新，重点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不同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同岗位的差异化替代效应。该章还尝试在不同技术场景和政策干预下进行数值模拟，为评估政策效果提供理论基础。基于该理论模型的分析表明：数字技术的使用会降低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增加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在服务业中，现代服务业产值相对传统服务业产值上升；资本所有者的报酬会先增后降，*后会收敛到初始水平；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相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有所上升。此外，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对资本、数字技术、高技能劳动力课税并不会改变上述结论。 第四章首先刻画2005～2015年这十年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动态变化的特征事实，并进一步讨论中等收入群体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变动间的关系。由第三章的理论分析可知，由技术进步驱动的产业结构升级会导致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报酬、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相对报酬发生变化，进而引发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变化。与此同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变化所引起的收入分配结构变动也会推动消费结构变动及消费升级。为系统地探讨上述经济变量间的关系、检验理论模型的预测，第四章共做了三方面工作：**，本课题组基于人口普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等数据，利用统计分析方法测算了2005～201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总体规模，及其在地区、行业、城乡等维度上的分布特征；第二，我们实证探究了中等收入群体变动的底层驱动因素，特别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三，我们进一步探究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变动对消费结构与消费升级的影响。 第五章致力于讨论以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该章中，我们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本轮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驱动力和切入点，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两种代表性技术，探讨数字化转型如何重构我国的产业格局，特别是产业转型升级在此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具体而言，我们首先关注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市场结构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其次分行业讨论数字化转型的重塑效应，*后以养老护理行业为例开展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 第六章主要围绕着在2035年前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预测展开。该章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