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和哲学——波兰尼文选

　　曾经有自己起源的西方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在追求这些希望的过程中实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人性和*自由的社会。它造就了空前范围的理智生活，并且导致了可以与希腊和文艺复兴的光彩绚丽相匹敌的艺术繁荣。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胜过以往的分配平等，而且几乎消除了贫困。　　但是，同一潮流中的另一股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它建立起苏维埃帝国。在*近的44年里，它在全球的大部分地区扩展了它的权力和影响。因而，与它把人类分成两大对立阵营、由于不同的进步观而彼此不共戴天地对立相比，人性难以开始向它的新希望前行。　　去年6月，两个阵营的领导人在维也纳会面，肯尼迪总统回来后报告说：苏联和我们有完全不同的是非观念，而且*重要的是，关于世界位于何处并且要往何处去，想法完全不同。　　这种状况是可怕的，但是，我在此只是关心对这种状况的认识。我们必须问，对进步的追求怎样在广大的地区造成并且确立了与固有的人类进步期望根本冲突的观念体系。　　我们可能被引入这样的思考之中：苏联意识形态的统治完全是凭借军队来强加的。但是，这将无法解释共产党政府的权力*初是怎样开始在中心存在并且随后扩展到其他部分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这些权力中心本来是通过成批的忠实信徒建立起来的，他们对广泛的大众形成了影响。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这些完全不同于我们的观念，仍然在地球上回响，而且拥有追随者，特别是在受教育更多的人那里。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皈依者带着对人性的强烈期望拥抱这些观念，他们献身于斗争，压制任何对他们的反抗。　　理解现代极权主义观念兴起的主要困难在于以进步和反动之间的冲突进行思考的习惯，这样的思想方式是错误的，20世纪的革命并非如此，它们并不以恢复法国大革命打碎的教条和权威为目标。它们以全新方式成为教条和权威，即通过奇特的过程，利用欧洲和北美首次实现自由思想和民众政府所凭借的伟大的知识及道德情感来达到其目的。　　这个奇特的蜕变是通过马克思首次实现的，在以赛亚·伯林的马克思传中，他描述了起这种作用的马克思，“大量宣言、信仰表白和行动纲领的署名手稿，还留有笔画线和言辞激烈的批注，他试图以此抹掉所有对永恒正义、人的平等、个人或民族的权利、良心的自由、为文明而战以及诸如此类警言的基准，这些警言是他那个时代民主运动的必要手段，他却视之为毫无价值的伪善之言、思想混乱和行动上无效的标志。”　　马克思在他的宣言中抹去了道德理想的所有基准，因为他相信自己有了更好的、更诚实的、更明智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会实现这些理想。他写道：“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存在，而是相反，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会改变社会存在的革命变成了社会理想唯一可能的化身。否则，这些不过是空话。甚至他自己为革命而战的决心也是以断言革命由于将释放出大大增长的生产能力这一物质事实，故而必然发生和即将来临的科学社会学形式来表达的。　　马克思主义把人类进步的理想变成暴力的学说。他赞扬政治和历史中对现实的新的见解把所有的道德还原于经济必然性。道德力量变成了不牢靠的，而只有经济力量被当成了真实的。这就是从乌托邦到科学的著名变革，马克思以科学的名义摧毁了人的道德概念，证明人的理想仅仅是权力和利益的派生物。　　但是，仅仅从表面价值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自行给出的描述将是错误的，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自动历史进程图景绝不可能鼓舞革命热情。但是，马克思主义确实激发了极大的热情，这个矛盾的秘密就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概念并没有消除——像它自称的那样——道德进步的理想，而是把它们吸收进了它对过程的想象之中。事实上，历史的机械作用被视为并且被认为是人的整个道德渴望的具体化。在被这样具体化的同时，这种渴望被自动的历史规律确保了必然的胜利。　　苏维埃政权成了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机械作用的精确复制品，它声称，无论过去和现在，通过让自己坚持科学的路线，比其他政府更理性。因此，关于正确解释今天的历史形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种形势下的运用，相互对抗的党内反对派之间存在着猛烈的斗争。在决定党的路线上的争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术语进行的。然而，这个所谓客观的、推定的机械作用得到乌托邦渴望的强烈激情的推动，由于它的推动，这个政权依赖的正是这个它的科学理论要求显得无效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