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命-儒学公共精神的现代展开(精装)

　　《旧邦新命——儒学公共精神的现代展开（精装）》：　　**，就“平等”而言，毋庸置疑，它是人类现代社会政治的核心价值。儒学有无“平等”价值观念问题，一直以来是学界颇引争论的重要问题。如对于儒学社会政治价值持批判与否定者，认为儒家主张爱有等差与贵贱等级之分，故不认同儒学存在“平等”的观念；而对于儒学社会政治价值抱有温情敬意与肯定者，则认为儒家无论是思想还是制度文化，皆映现了其所具有的“平等”观念身影。而这一“平等”观念一般是从道德潜能与修养层面上加以论说的，而非直指现代公民个体政治权利意义上的“平等”。当然，儒家论道德，亦非单纯的道德主义言说，而是具有公共政治价值的实质性指向。笔者无疑倾向于后者，但并无为儒学公共精神强作现代解人的意思，而是试图从历史思想脉络中，疏析出儒学的“平等”价值观念之所具在，进而对儒家“平等”价值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提出积极的建设性意见。　　第二，“自由”，如同“平等”一样，属于现代社会政治的核心价值，而且多指涉公民个体的政治权利。但在儒学论说体系中，不仅存在着“自由”的传统，而且蕴含着较为丰富的“自由”价值。譬如儒学之“自由”，既是指谓个体通过修养工夫所达致的道德精神境界，同时又指涉儒学所构建的大同社会理想秩序中的伦理状态。儒学道德与伦理中的“自由”蕴含，皆有社会政治的公共性指向。而儒学公共精神也可在“自由”思想传统中得到彰显。故此，在现代社会处境中，儒学所包孕的“自由”意涵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皆可传承与弘扬。儒学“自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问题应该值得重视。　　第三，儒家“民本”观念。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富于特色的内容之一。儒家“民本”观念源于西周以降的传统“天命”观念与“德性”意识。它是彰显儒学公共精神极为重要的价值维度，在数千年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具有共时性意义。而这一思想在现代民主社会处境中，无疑更有其价值在。学界对于“民本”与“民主”二者的区分做过不少探讨，但主张“民主”是比“民本”更高一级的政治形式，是现代社会优于传统社会的例证的观点，是一种基于西方进化论的言说。笔者更多的是看到二者在公共精神建构层面上的相似性，其区分主要在于各自公共精神证成的政治传统与文化进路的相异，以及它们从政治实践中所展示的公共性强弱问题。但无论如何，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言，儒家民本观念是一个不可轻忽的价值维度。　　第四，儒家的“共治”观念。按照清代章学诚的说法，周代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出现了官师分治的局面，天下共治观念大抵导源于此。换言之，文化与权力合作的格局自是而奠基。由此，道统与政统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二维支撑理论。实际上“共治”观念亦可与先秦以降“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与“天下为公”观念相映照。这种“共治”的传统观念即是儒家大同思想在治理层面上的主张。它所呈示的公共精神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社会政治中，也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它具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现实价值与意义。　　*后，儒家的“天下”观念。对于儒家社会政治共同体来说，“天下”是含摄范围*大的，且具有浓郁的文明气息的公共性概念。就共同体的层级大小而言，“家”“国”“天下”三者，皆为逐级递增的共同体形态，彼此之间是可以通约抑或同构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颇为不同。后者以“国家”为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的*高实体。基此可见，近年来学界重提“天下”观念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下全球化进程中由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所引致的世界政治秩序危机问题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观念的出现因应重塑人类世界社会政治共同体秩序的现实需要，可谓适逢其时。但无可置疑的是，其价值意义的时代呈现，需建基于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上。　　综上所述，儒学公共精神的现代展开，就其作为主体性的自我价值建构来说，主要体现在“平等”“自由”“民本”“共治”“天下”等价值维度上。对于以上价值维度的提炼与总结，亦是基于现代社会处境的考量，这是儒学公共精神传统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时代条件。而将之运用于解决人类当下现实公共社会实践问题，则需要诉诸其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