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原史时代考古学研究

（一）导论 　　长江流域“原史时代”概论 　　一、“原史时代”概念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原史时代”亦称“原史时期”，它是西方历史和考古学界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用以指称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关于“原史时代”的定义，法国《史前大辞典》的表述为：“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 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后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在此两种状况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学资料及间接的文字记载资料两方面。此时期在年代学体系中只具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范围，而且也不精确。”［1］ 　　国内学术界*早提到“原史时代”概念的是李学勤先生1984年出版的《东周与秦代文明》［2］一书，稍后夏鼐、王仲殊［3］和石兴邦［4］等先生也都相继提及，但均未进行详细讨论。20世纪末以来，年轻一辈学者如陈星灿［5］、刘文锁［6］、钱耀鹏［7］、吴晓筠［8］、许宏［9］等非常重视“原史时代”这一概念及其对于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夏商周三代考古研究的重要意义，相继著文就“原史时代”的含义、“原史时代”考古的特点、中国“原史时代”的具体划定等各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讨论。但由于学者在中国“原史时代”的具体时间划分上意见分歧较大，“原史时代”这一概念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实际操作意义受到影响。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原史时代”具体划分的意见分歧如下。 　　李学勤、钱耀鹏将“原史时代”的年代下限划定在两周之际；吴晓筠认为这一时间应晚至春秋中期；夏鼐、王仲殊先生将整个商代均划归为历史时代；许宏则认为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已经进入历史时代，而二里冈期商文化尚属“原史时代”；石兴邦先生则将夏代也划归为历史时代。至于“原史时代”的年代上限，各家一般都将龙山时代划了进来，唯石兴邦先生将其提前到仰韶文化时期。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关键是因为划分标准的不同。 　　钱耀鹏、吴晓筠等认为，虽然历史文献有大量关于商代和西周时期的记载，但这些都属于后人的记录；甲骨文、金文虽是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但分别属于占卜的记录和纪念性文字，均不属于当时 “史” 的性质的历史记载，这种情况只有到春秋时期才改变，即晋史《乘》、楚史《梼杌》、鲁史《春秋》等著作出现（《孟子 离娄下》载：“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而许宏认为，晚商、西周时期已经有了直接的文字材料“自证”其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集团的历史身份，不再属于“无法依据文字材料复原的群体”，与以后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在文字材料的占有上仅有多寡的不同而无本质的区别，因而已进入了历史时代。 　　我国历史文献中也有大量夏商周以前所谓“三皇五帝”时期的传说材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传说绝非真实的历史，但又不是完全的主观臆造。依照“原史时代”的含义，它还应该包括传说材料所反映的那个时代。但是，传说材料反映的时代是无法确定的，而且按照现代考古学知识，所谓“三皇”时代恐怕要早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如果将“原史时代”的上限划到这一时期显然不妥。所以，大家一致将所谓“五帝”时期作为我国“原史时代”的年代上限，并认为这一阶段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当。 　　可见，“原史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从史料性质方面来说它又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阶段，既有少量的历史记载，又有庞杂的传说材料，而这些均不足以描述这一时代的真实历史，还需要考古学提供大量的实物证据，甚至要以考古材料为主来书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所以，吴晓筠就“原史时代”的特点进行了如下归纳：①“原史时代”是介于史前时代与历史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②“原史时代”研究的对象应是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文化群体；③属于某一人群（族）的“原史时代”的文字材料来自其他人群（族）的文字记载或是该人群自身遗留下来的片断的文字记录（如纪念性的刻铭、零碎的日常书记、宗教性文书等），而确认这些无法依据文字材料复原的群体的主要手段是考古学；④由于“原史时代”时的文献稀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 　　二、长江流域“原史时代”之命题背景 　　考古发现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有着同样灿烂、发达的史前文明，但进入历史时期以后，长江流域的历史进程被纳入了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或者说由中原地区主宰的中国历史的框架体系，长江文明的地位和重要性被削弱，甚至可以说沦为了黄河文明的附庸。这一历史变化的过程、规律和动因值得我们思考和关注。 　　张光直先生曾经用“连续与破裂”来概括他对世界上人类文明起源模式的新认识。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连续性文明，而西方文明属于破裂性文明［10］。毋庸置疑，他所说的中国文明是指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黄河文明，是用黄河流域的区域文明代替了整个中国文明。其实，除了黄河文明如张先生所说属于连续性文明外，中国其他地区的区域文明几乎都是间断的、非连续性的文明，其中长江文明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宝墩文化等，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政治水平等方面来看，距离进入文明时代仅一步之遥，但*终并没有演化成文明社会。而从其后长江流域各地区商周时期文明的特征来看，它们几乎都不是渊源于当地史前文明基础上的原生文明，而是受中原地区商周文明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次生文明，也就是说，长江流域的商周时期文明与史前文明之间是断裂而非连续的。 　　长江流域古代文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这一转折时期所表现出的断裂性特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确认。 　　（1）长江流域各区域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几乎在相同时间内突然中断或衰落。考古研究成果显示，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其表现之一是，在上、中、下游分别形成了文化面貌高度一致、分布地域辽阔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例如，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上游的宝墩文化，这表明了各区域内社会组织的高度强化和政治管理水平的发达。其表现之二是，文明社会的诸多要素如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和礼器等在各文化共同体中相继出现并得到了长足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已相当高，完全具备了进入文明社会的条件。例如，石家河文化的大量城址、祭坛、玉礼器，良渚文化的祭坛、大墓、玉琮和*近发现的城址，宝墩文化的城址群等。但是，这些高度发达的准文明社会均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几乎同时衰落或终止，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关于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学术界主要从环境变迁、社会系统内部失控和外部入侵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其中环境变迁可能是起因或主要原因。距今约4000年前可能延续了数百年的环境异常（据文献记载和环境考古材料来看应该是洪水泛滥）给长江流域史前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而社会内部调控能力有限会使这种冲击产生连锁效应，*终导致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衰落，而此时中原文化趁机南侵加速了这一过程，成为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的终结者。 　　（2）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各区域文明从文化传统上来看，均不是当地史前文化的直接延续和发展，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传统在各地商周时期文明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甚至是主要的作用。长江中游，从盘龙城、荆南寺等遗址的考古材料来看，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地区至少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已经为中原南下的二里头文化所控制，成为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分布区；早商时期，二里冈商文化来势更猛，不仅在盘龙城建立了政治和军事据点，并将其影响力延伸到长江以南及鄂西渝东峡区，促使了各地地域文化的中兴。湘西北澧水流域的皂市中层文化，湘江流域的铜鼓山一期遗存、费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鄂西峡区的路家河文化等的形成均与商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些考古学文化中，本地新石器时代晚期传统因素虽依稀可见，但所占分量较少，居于次要的地位。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也不是良渚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来自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在其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宁镇地区点将台下层文化受到二里头文化较多的影响，湖熟文化的形成又是商文化南下影响的结果；安徽江淮地区相当于夏代的斗鸡台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关系极为密切，至商时期已成为商文化的分布区（商文化大城墩类型）。长江上游，三峡地区相当于夏代前期出现与王湾三期文化有关的“白庙文化”（或称“白庙类型”），夏代晚期至商代前期出现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朝天嘴类型”遗存，此后兴起的路家河文化与商文化关系也较密切；川西成都平原地区，宝墩文化之后的三星堆文化是二里头文化西迁形成的［11］，宝墩文化因素在三星堆文化中保留较少。 　　（3）相对于史前文化来说，长江流域商周时期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更加突显，史前时期那种大范围的文化共性区不复存在，各小地理区域间的文化独立性和差异成为长江流域商周时期文化的主要特征。这种情况大约到战国时期楚文化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秦统一六国之后才完全改观。长江中游，史前时期的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围北抵鄂西北、南及湘江和沅水中游、东至鄂东南、西达巫峡口，但此后直至楚文化统一前，这样大范围的文化共性区不再出现。这一时期，江汉平原地区均为南下的中原文化（分别为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所占据，鄂西、鄂东南、湘西北和湘东地区则生存着文化面貌差别较大的地方文化。鄂西地区先后有朝天嘴类型遗存、路家河文化、周梁玉桥文化，湘西北地区为皂市中层文化（约从商代中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湘东地区先后有费家河文化、炭河里文化等，鄂东南地区有阳新大路铺类型遗存及“毛家嘴-神墩类型”文化等。长江下游，史前时期为良渚文化，虽然其分布区仅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但其影响所及有皖西的薛家岗文化、赣鄱地区的樊城堆文化，甚至南岭南麓的石峡文化和湘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岱子坪类型，整个长江下游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具有较强的共性。而此后该区域的地域文化如相当于商时期的马桥文化、湖熟文化、吴城文化之间则明显缺乏这种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