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23:基本盘与新动力

**章回顾中国经济“起飞期” 自1999年起，在宏观经济被普遍唱“衰”看“空”之际，唯有福卡智库连续在公开媒体及学术会议上唱“多”，预测出中国经济走出谷底，拉出一条上行曲线，进入起飞期。 1999：福卡智库首提“5+1”动力 1999年，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与数据无不显示： 中国宏观经济景气度下滑。于是乎，各种言论、争论四起，很多人对中国经济起飞态势心存疑虑，其中不少专家的观点还相当悲观，认为中国经济前景堪忧，这些无疑对人们清醒、清晰地认识形势造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尽管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福卡智库坚持认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基调仍然没变，那就是中国依旧处于战略起飞期。1999年发表的《99拐点》《99点——多空对峙》等文章，从独特的视角预测，在“5+1”变量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将走出谷底，拉出一条上行曲线。 简单说，“5+1”就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组合，“5”包括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房地产、资本金融，“1”是指改革开放。其逻辑是加入WTO、融进世界经济大局之后，中国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以及竞争力得以在世界市场上全面兑现，依托市场化配置资源要素，资本化提高投资规模与效率，助推产业发展，工业化全面提升制造业能级，信息化普及并与工业化融合的过程就是社会效率与工业经济全面提升的过程，不但提高效率而且创造巨量GDP，城市化率的提高直接刺激投资高速增长、推动城市建设达到新阶段。这五大变量一起发力，就会把中国经济推得“飞起来”。此外，就是以7—8年为周期的体制改革——这也是中国特色。在“5+1”推动下，中国从“世界大工厂”稳步走到世界经济“老二”的位置。而就在当年福卡智库提出这个观点时，主流学者还在争论“入世”对中国的利弊分析，结论是弊大于利，并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结果都成了“马其诺防线”。1999年GDP增速为6.3%，2000年为10.7%，2001年为10.6%，2002年达到9.8%，2003年GDP增速竟达12.9%。事实胜于雄辩。 2003：“经济起飞”的时代基础 2003年，在1999年预测的基础上，福卡智库再次预言中国经济进入起飞期，并著有《中国步入经济起飞期》《中国步入战略机遇期》等相关书籍（2004年出版），对起飞期的内在逻辑与机理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剖析。从当时的情况看，1999年的预言已基本兑现： 体制释放与“新政”表现在改革的深化，即产权改革、国企改革、国资改革、金融改革的新思路与新举措，以及政府职能改革还政于市场的进步；装备工业的发展表现在“世界大工厂”概念的形成，与1999年的情况相比，2003年中国的生产能力、规模以及工业化程度排名均有所提高；消费水平步入新阶段，房地产业与汽车业已经成为支撑GDP的两大重要支柱，对GDP的贡献率接近50%，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房车并举的时代，尽管当时只有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享有，但这并不影响GDP的增速；以文化教育、体育全面市场化、产业化为特征的后三产时代已经在中国开花结果，其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难以估量，高校不断扩招，文化产业之繁荣前所未有，吸引外资蜂拥而至，想方设法打开中国市场。这些因素确实成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动力，但倘若预言中国经济进入起飞期，那么它们的“功率”又略显不够，因为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又出现了新的动力与变量，这些力量的组合将支撑中国经济进入起飞期。 首先是国内市场的形成。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二次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个新局面： 要素市场化配置；民间金融获得“准生证”释放10万亿元的巨大能量，成为传统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加速金融市场的盘活进程，金融在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与发挥；区域经济整合、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充分利用中国经济格局中“落差”产生的能量，从非均衡转向逐渐均衡，由此产生强大的内需，达到积极财政政策追求却无法实现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已经升级的消费又将达到新的阶段，以手机、服饰为代表的个性化的消费模式将制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 其次，体制创新。中国的发展重心逐渐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法治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得到巩固，意味着现有体制下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部分将被替代更新。与一次改革中凸显的“体制释放”不同，体制创新带来的能量更加强大。200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制定出避免地方官员迫使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公司或农业公司的保护措施，长远且极大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南美洲的相关经验表明，这将引发大量的经济行为，秘鲁农民在获得130万块土地所有权后，每年增加32亿美元的收入。 再次，不断增加的保持吸引力的经济概念。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拥有吸引外资的经济概念——信息产业，在全球资本过剩的情况下，经济概念是引资、发展的重要手段。显然中国在此领域优势明显。直观地看，中国有西部大开发、东部率先现代化等概念，又有世界大工厂、跨国采购与物流中心等中小概念。而战略机遇期、建设小康社会、2035年提前完成“三步走”战略，又有极强的经济吸引力。东北亚区域整合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概念。2002年中韩贸易额突破400亿美元，中日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前景可观。此外，创新时代的概念又具丰富的想象空间。 *后，在国际上兑现比较优势的时机。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外贸并未出现此前预测的悲观局面，相反连创新高，对GDP的贡献率有增无减。民企与外企取代国企占据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中国的劳动力优势终于有机会在国际市场上兑现出来。此意义非凡，因为此前国际贸易中的不对称地位束缚了我国工业企业的出口能力，无法全面兑现比较优势。从长期看，中国不可能无限期、无限制地兑现比较优势，但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将确保中国企业的利益。 中国经济的起飞期与世界由工业化进入信息化带来的产业革命密切相关。中国不仅继承了工业化产业链的延展，又抓住了信息化的浪潮，充分享受到文明切换的好处，天然具备经济起飞的时代基础。 2003：“经济起飞”的系列“变数” 从系统论看，任何超微观基因都隐藏着整个宏观世界，微观世界的一丝改变都有可能导致整个宏观世界的巨变。可由于“奇异吸引子”作用于宏观世界需要一定时空条件，所以随着时间的拉长和空间的扩大，人们往往会忽视微观世界对宏观世界的影响，比如源于海水表面温度细微变化的厄尔尼诺现象，通过地理空间的放大，*后带来的是台风、冰雹、雪灾、冻害、龙卷风和巨大经济损失；还比如曾经发生在欧洲的瘟疫——鼠疫，也是源于细小的鼠疫杆菌，这种细菌的威力通过时间的放大，*后导致成千上万欧洲人死亡，颠覆了中世纪欧洲。而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时空的局限被大大削减了，“奇异吸引子”的权重将在互联网日益加重，经济起飞期的大前提不变，但中间也势必会出现一个又一个“奇异吸引子”。 首先是汇率变数。人民币汇率历来是国际经济的一大热点，唱多人民币和唱空人民币的势力同样强大得不得了，而争论的核心是人民币是否需要升值。事实上，在人民币汇率之争背后的是金融阴谋和国家安全。历史上因汇率问题而引发经济危机，甚至颠覆国家社会的事件屡见不鲜，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东南亚都展示了汇率问题对国家经济的巨大破坏力。而据统计自1992年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指标不断走高，2002年已经突破了50%，远远高于欧盟20%左右、美国25%左右的水平。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决定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重要性，因为一旦人民币出现大幅升值，那它顷刻之间就能将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消耗殆尽。因此，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当口上，制度的空缺、经济的压力、舆论的喧嚣客观上给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留下广阔想象空间。 其次是私有协议与专利技术。商务部发布的一项调查称，2002年国外技术壁垒对中国出口影响进一步增大，有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造成损失约170亿美元。在这些技术壁垒中，知识产权和私有协议占其中相当大的比例。众所周知，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关键在于中国丰富的劳动力与国外技术结合后超强的市场抢占能力，但随着中国经济当量的加大，原本广大的国际市场已很难容下中国经济的庞大身躯，当中国低价产品如潮水一样涌入世界各国，对其他国家的相关产业形成绞杀态势时，专利技术极有可能在转眼之间抵消中国入世带来的好处。 再次是开放式网络平台与应用软件标准协议（简称“平台与协议”）。企业界掀起了一场网络化、信息化浪潮，“平台与协议”成为许多企业对外交流的主要方式。也正因为“平台与协议”的巨大优势，用“平台与协议”取代现有的“物流范式与商业模式”将成为世界潮流。但“平台与协议”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背后是大量低附加值工作机会的消失。以“高、新、尖”为特点的“平台与协议”在中国的推广极有可能成为压垮就业率的“*后一根稻草”。 *后是工业产品与消费品价格的鱼尾曲线，就是工业品价值猛涨、消费品价格狂跌。一方面是企业在暴利的驱使下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却是消费品价格下降导致的盈利空间缩小，但从中长期来看，工业产品的高价也可能会再体现到消费品价格上来，形成全社会商品价格的普涨，届时因为生产成本的上升和竞争的加剧，大批企业将被价格绞杀，“冠军、亚军背后都是失败者”。而一旦企业大量破产，将带来众多失业人口，失业人口又将拖垮社保，而社保资金吃紧又将限制积极财政政策，*终减缓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物质不灭，能量守衡，任何危机与辉煌都有其因果关系。感到迷茫、困惑的本质是没有参透“非典型→典型→非典型”中各种常态与非常态的规律，而连接事物发展不同阶段的正是那些“奇异吸引子”。所以，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将面临更多非典型因素——“奇异吸引子”的扰动。 2006：“起飞期”表达式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