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史(通校本)

从读懂梁思成开始
王军 欣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通校梁思成（1901—1972）《中国建筑史》之稿本、油印本，力求使这部在梁思成生前未能正式出版的重要著作，能够有一个趋近完善之本，这让我思绪万千。
这部以梳理结构技术为重点的中国建筑专史，书写于烽火不绝、埃尘连天的战争年代，蒇事之后，命运多舛，殊议不绝于今，每每临文嗟悼，感慨系之也！ 供批判用的“古书”
梁思成著《中国建筑史》原名《中国艺术史建筑篇》，1955 年以油印本印出时改为现名。此书与梁思成著《图像中国建筑史》均成书于抗日战争末期，是梁思成学术生涯**季即中国古代建筑调查研究学术历程的总结之作。
是书完成之后，梁思成倾力于战后重建事业，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以培养建设人才，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规划建设，1950 年与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倡导“中而新”建筑创作，完成《营造法式》注释。是为梁思成学术生涯之第二季。
考察梁思成学术生涯**季，《中国建筑史》是一座里程碑。可是，梁思成生前只同意将此书稿以油印本的形式印出，作为高等学校交流讲义之用。油印本的封面注有“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字样。
梁思成在油印本前言中写道：“1953 年秋季起，我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研究生和北京市内中央及市级若干建筑设计部门的工作同志们讲中国建筑史，本拟每讲编写讲义，但因限于时间，写的赶不上讲的速度。但是同志们要求讲义甚切，我只好将这部十年前所写的旧稿拿出来付印，暂时作为补充的参考资料”，“解放后不久，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曾建议付印，我因它缺点严重，没有同意，现在同意用油印的形式印出，仅是作为一种搜集在一起的‘原始资料’，供给这次听讲的同志们把它当作一部‘古人写的古书’来批判参考之用”。
这部“古人写的古书”于1955 年2 月在上海**次印刷。就在此时，风向逆转，奉高层指示，《建筑学报》发起了“对以梁思成为首的复古主义建筑理论的批判”，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
在这场批判中，《中国建筑史》成为一个靶子。有论者指出，梁思成的这部书稿，“就是采用罗列资料的方式，同时在‘中国营造学社’所写的调查古建报告，也多不问社会背景，只讨论各种结构式样，因此并不能说明这些结构式样产生和演变的原因”，“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者，对于建筑‘在社会上、宗教上，乃至政治活动上的历史’是不应丝毫不加以注意的”。
坦率地说，在彼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上述讨论是颇具学术性的。遗憾的是，梁思成未能获得公开回应的机会。1972 年他去世之后，这部书稿终于得以正式出版——1985 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将其收入《梁思成文集》第三卷；1998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2001 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又将其收入《梁思成全集》第四卷。这部“古人写的古书”终于未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然而，针对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学术批评并未停止，在21 世纪初叶还掀起了不小的浪头，代表性的言论包括：“当梁思成和他的同仁们在建立中国古典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一步又一步时，他们大概都将之视为他们坚强的民族主义信念的实现，以及他们所学到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学术体系在中国的成功应用。然而，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所借以立足的西方古典主义的建筑学术体系与中国建筑体系之间内在的一种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在梁思成等的强烈‘民族主义’观念的张扬之下，显得更为突出。笔者以为，这也是梁思成建筑历史观的悲剧所在。这种‘矛盾’与‘悲剧’的影响对中国建筑界来讲是深远的”。
这样的批评直指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之心法，诚可谓兹事体大，不可不研精覃奥也。
梁思成这位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拓者，在抗日战争时期贫苦交加的四川李庄农舍，以殉国者的姿态对他所从事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做出总结，写就这一部《中国建筑史》，确实是出自其强烈的爱国心。可是，这一爱国心，即所谓“民族主义信念”，真的将他导入了以西方古典主义言说中国建筑体系的“悲剧”之中了吗？
如果此说成立，梁思成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文化殖民的附庸，这将是多么不堪的情形！这也迫使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研习这一部《中国建筑史》，以期探得其所代表的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思想真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