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学(增订本)

　　《近代中国社会学（增订本）上册》：第三，政治。他认为政治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经济关系是社会基础，在社会基础之上，应那些经济关系的需要，自然要产生种种“建筑”——*先当然便是社会制度。社会制度里有政治制度。在阶级社会里，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强迫另一部分人为他们做工作并占有其劳动生产的一部分，这样便产生强制机关即政府。政治出现后才有所谓的国家。政治的基础是阶级，所以阶级消灭之后，国家也就归于消灭。政治是阶级斗争的*重要的工具，政治与阶级不能相离，有阶级即有政治，政治是阶级社会的标志，一切阶级斗争，都会反映到政治上来。从根本上说，阶级斗争是争政权的斗争，目的总在于取得政权以后改造经济关系。政治制度是社会内阶级关系的表现，政治制度的变更是和社会的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而阶级结构又是经济关系及生产力的发展和变更之结果。因此生产力及经济关系的变易，使社会里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及优势互相更迭，于是发生革命而政治制度变易——统治阶级相更迭。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那时所治的是“物”而不是“人”，阶级消灭了，国家也就会消亡，再也没有什么政治了。瞿秋白特别指出，社会变更的动因——根本动力，在于从物质生产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新阶级，而资产阶级学者却以为政治制度自成系统，与经济基础没有联系，即使承认政治制度的变革有动因，也是到“政治理想”和“社会心理”中去找，提出“教育程度对于民主制度是必需的，教育可能转变社会”，“民主制度会生流弊的，所以要想出种种防弊的制度”。他们没有看见政治变革的“动因”，而只见政治变革的“助缘”。第四，法律。他认为法律是政治的附庸。没有政治绝不会有法律，法律是不平等的产物，社会里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若要巩固，就必须有法律。法律不过是组织劳动、维系不平等的经济的工具而已。经济关系变迁，法律也随之变革；统治阶级更换，法律的根本概念也自然更换。如从无法而有“礼”，“礼”成为组织社会的一种工具，渐成习惯法、民法，资产阶级的法律就是商品经济社会秩序的维持法。资产阶级的法律有一总原则：拥护私产。而无产阶级的法律总原则却是“消灭阶级”。无产阶级国家的法律是适应其经济改造政策的法律，等阶级完全消灭，那时私产既无，各得所需，文化极高，应用科学方法组织经济，进行教育，群众受社会生活的熏陶，心理上生理上的病状尚且日益减少，人人能以自力调节自己的欲望，罪恶绝难存在，法律当然消灭。第五，道德。他认为道德是社会心理的一个方面，它暗示民众以“行为的标准”，因而也是组织劳动的一种工具。社会心理中，一部分直接受经济关系的规定，另一部分受生长于经济关系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规定，社会心理同时又是物质生产的“精神工具”。在无产阶级社会里，社会心理是共同组织劳动时的副产品，也是组织劳动的手段；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心理是统治阶级指挥被统治阶级的催眠术，或者是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兴奋剂。各种社会思想都是这些社会心理的反映，是综合社会心理而形成的较有系统的观念体系。社会心理是指每一时代普通民众所认为当然的及美好的种种观念，社会思想是指每一时代普通民众的思想方法以及他们对于宇宙现象及社会现象的解释。道德是社会心理的一方面。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道德占优势。道德总是阶级的，而在无阶级社会里道德才是社会的。道德的根据在经济，经济一社会的协作及分工的方式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变更，组织劳动的方法当然亦在变更——道德因此流变不止。到阶级消灭、政治消灭、一切约束消灭、科技充分发达、教育及文化程度提高、社会分配达到各取所需时，道德才是社会的而非阶级的，它自身也就消灭了。第六，宗教。瞿秋白相信宗教是社会适应自然的工具，具有传授经验、整齐情绪、练习共同劳动（仪式）的作用。而在阶级产生之后，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宗教的传授经验、练习共同劳动的作用渐失，整齐情绪的作用增大，统治阶级借用宗教恐吓被统治阶级，驯服震慑他们的情志，以供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