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五国史研究:乌兹别克斯坦卷

本书特色

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重要的中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乌兹别克斯坦与我国结成了“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本书基于扎实翔实的史料，对乌兹别克斯坦做了通史性的介绍。在具体论述中，作者聚焦“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命题，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地理环境、民族形成、国土形成，并集中讨论了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建国以后的发展状况。诚如作者后记所言，无论是想要对乌兹别克斯坦有一个概括的了解，还是在一定了解基础上形成该国结构化的历史认识，这部书都是读者一个较好的选择。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论述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二十七年（1991—2017）的历史。上编对乌兹别克斯坦1991年以前的历史做了概述；与六卷本《中亚史》致力于中亚地区共性的研究不同，作者在概述中强调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地理、历史和文化的个性。以2003年为界，中编论述了乌兹别克斯坦政治体制、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和意识形态的重构，探讨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下编论述了2003年以后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以及对外关系和国际地位。

前言

前言

近四十年来，笔者一直致力于中亚通史的构建。2012年，在完成了六卷本《中亚史》（始于石器时代，终于苏联解体）的撰写后，笔者的研究目标自然转向了独立以后的中亚五国史的研究。

本书主要论述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二十七年（1991—2017）的历史，为了让读者有全面的了解，本书上编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地理，以及1991年以前的历史文化做了一个概述。与六卷本《中亚史》致力于中亚地区共性的研究不同，在概述中，笔者强调了乌兹别克斯坦地理、历史和文化的个性：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地势、地貌和交通特征；梳理了乌兹别克斯坦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论述了印欧种人、突厥人、蒙古人、乌兹别克人、俄罗斯人在其上的统治；追溯了乌兹别克族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土形成的历史过程。

在上编中，本书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如在“悠久的农耕文明”一节中，笔者指出：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发现的*早文化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新石器时代，境内的一些原始居民开始从采集和狩猎的征用型经济向原始农业的生产型经济过渡，过着一种与北方草原牧民不一样的生活；乌兹别克斯坦原始文化呈现多样性，多样性的形成不仅反映了乌兹别克斯坦所在地与外界的交流，同时也彰显了境内绿洲在古代丝绸之路中道和南道的作用。在民族形成的研究中，本编梳理了有关学者对乌兹别克族形成的各种观点，对一些观点进行了纠驳，如针对视喀喇汗王朝（10—11世纪）为乌兹别克族形成时期的观点，笔者认为：从人类学的视角考察，说乌兹别克族形成于11世纪，甚至形成于6世纪都没有错；但从民族学的视角来看，作为现代民族的乌兹别克族是16世纪才开始形成的，因为只有在固定的区域内，欧罗巴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的融合才具有民族的意义。

在论述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历史时，本书以2003年为界将其分为两个阶段：**阶段（中编）论述了独立国家的创建历程。在此时期（1991—2003），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内侧重于国家政权的建设和社会稳定，对外寻求国际社会认同和保证国家的安全；第二阶段（下编）论述了乌兹别克斯坦走向巩固和发展的历程。在此时期（2003—2017），乌兹别克斯坦经历了“颜色革命”，并在此政治动荡中巩固和成熟起来，对内继续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对外寻求国际社会的经济支持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在中编中，笔者阐述了乌兹别克斯坦政治体制、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和意识形态的重构，探讨了乌兹别克斯坦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宗教和社会问题。

本编是以独立以后颁布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为基础阐述乌兹别克斯坦政治体制的。1992年乌兹别克斯坦颁布了独立后的**部宪法，依据此部宪法，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体制。笔者指出：本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很大。从行政权看，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本国*高行政机关首脑，政府向总统负责；从立法权看，总统有制约议会甚至解散议会的权力；从司法权看，总检察长、各级法院法官的提名权和任免权都握在总统手中。笔者认为：宪法的这些规定保证了议会与总统之间的协调一致，使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中亚地区政局*稳定的国家；然而，总统权力过大，也使乌兹别克斯坦形成了以总统集权为特征的威权政治制度。

在独立国家的创建过程中，乌兹别克斯坦确立了以多党制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本编在梳理有关法律的基础上指出：从形式上看，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多个党派，合法注册的政党起码有四个；而实际上，执政的人民民主党在议会中占据了优势，其他政党尽管声称有不同的政治主张，但他们都是当局的积极支持者，因此，在乌议会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

在经济转型中，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确立了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多种所有制、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实行外向型经济的三大任务。笔者指出：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转型没有采取放开物价、紧缩财政、急速私有化的“休克疗法”，而是采取由国家主导实施分阶段逐步深入的经济改革模式，因此，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了行政干预，国家对私有化和非国有化的过程进行了严格监控，坚持公正原则，反对无秩序的私有化。笔者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在独立国家创建时期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如分阶段地逐步实现非国有化的国策收到了成效，到1999年，非国有制企业的数量占企业总数的88.8%。

独立初期，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争取尽快实现粮食自给，以及促进加工业的发展，其中棉花加工和石油加工成为工业调整的优先方向。笔者在考察了乌政府的种种措施后指出：经过几年的调整，到2002年粮食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自足；1995年以后，纺织业落后的状况也有所改变，石油和天然气的加工能力增强。

在独立国家创建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和新文化的建设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社会转型中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本编论述了乌兹别克斯坦在彻底转变苏联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之后，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思潮泛滥的情况，以及乌政府面临的铸造新的意识形态以扭转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任务。笔者指出：乌兹别克斯坦*初以伊斯兰教信仰凝聚国民的意识形态，随着伊斯兰教的复兴，一些伊斯兰教组织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挑战新兴的世俗政权。乌兹别克斯坦转而构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并以本国国情和本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传统和精神为基础构建了新的文化。

本编论述了乌兹别克斯坦出现的民族问题。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乌兹别克族在总人口数中占**位，人口数居第二、三位的分别是俄罗斯族和塔吉克族。独立以后，乌兹别克斯坦立法和政策都表现出主体民族化倾向，导致了非乌兹别克族人的不满，激化了乌兹别克族与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之间的矛盾。笔者指出：在解决这些民族矛盾中，乌兹别克斯坦强化了人权和公民权，淡化了民族观念。乌宪法规定：“将人权和人的自由和权利确立为优先原则，国家视人和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和权利为*高价值，国家政权是人民政权，人民是国家政权的唯一源泉。”总统卡里莫夫提出：“国家的民族政策应当首先保护人权。”在干部政策方面，政府实行民族分权政策，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允许非主体民族组织政党，参与议会选举。笔者认为：乌政府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是比较成功的，尽管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但民族矛盾始终未演变成民族冲突。

本编论述了乌兹别克斯坦出现的社会问题。在经济转型中，乌政府曾提出：“不允许无根据地拉大居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差距。”然而事与愿违，大多数人很快滑向社会下层，两极分化和贫困问题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社会问题。笔者指出：私有化是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在私有化过程中，一些国有企业以拍卖或股份的形式转给了私人，私有制造成的剥削使劳动者的收入大幅减少，而私营企业主的收益大幅增加。私有化在初次分配的安排中普遍存在着制度不公正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非国有化与私有化法》第3条规定：“在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时，将财产的有偿转让与无偿转让相结合；公民获取无偿和有偿私有化财产份额的权利平等。”然而，这一原则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有些企业领导人故意低价折股、低价出售企业资产，从中获利。《非国有化与私有化法》还规定，在出售企业财产时，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本企业职工创办的生产公司和合伙公司比其他公民和法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本单位的领导者利用这种优惠，获得了无力购买的本单位职工的优先权。政府主要采取增收个人所得税的形式以应对两极分化。笔者认为：税收调节起到的作用不大，对社会下层来说，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更具有实际意义。

在下编中，笔者论述了2003年以后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以及对外关系和国际地位。在政治改革中，乌兹别克斯坦致力于推进民主化进程，由单一的“总统制”向“总统—议会制”过渡；在经济改革中强调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开始了多元化经济的实质性构建；在社会改革中注意改善民生，开始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乌兹别克斯坦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对宪法进行了多次修改。本编梳理了2003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有关法律：2005年的总统令确立了包括人身保护权在内的司法民主原则；2006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了政党在议会和地方代表团中的地位，增强政党对当局的监督；2007年通过的《关于加强政党在国家改革、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作用的宪法性法律》，规定总统不再兼任内阁总理，加强了政党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该部修正案还提高了司法机关和法律系统的独立性，拘捕权转交由法院执行；2008年的宪法修正案对2007年宪法第77条进行了修订，将议会下院的席位由120个增至150个，扩大了立法院的作用，本年出台的新选举法对总理的任免程序做出以下规定：“总统对总理候选人的提名必须与立法院各政党和独立代表们协商，提名要经议会立法院和参议院的审议，若得不到议会多数通过，则总统必须再与立法院政党和独立代表协商提出新的人选。”

特别要指出的是2011年的宪法修正案，该部宪法将总统的一些权力移交给内阁总理：“以往由总统提名的总理人选，现改为由议会多数党推举，并且赋予议会对总理的批准权；以往由总统任命的内阁成员，改由总理提名，总统根据总理的提请才可解除上述人员的职务。”此外，将总统的任期从7年缩短为5年。2014年对宪法又进行了修订，此次修订加强了议会的监督职能：“在审议和批准新政府总理人选时，候选人必须向议会提交政府今后近期和长期行动规划；政府每年除向总统报告工作外，还要向议会提交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年度工作报告，地方的州长、市长、区长都要向同级议会报告工作。”笔者认为：历次宪法修正案已经将总统的部分权力移交给了议会和内阁首脑，乌兹别克斯坦的民主化进程在历次宪法的修正案中不断得到完善。

在经济转型中，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初期的所有制改造是在中小国有企业中进行的，可以说这一任务在2003年以前已经完成，2003年以后，所有制改造的主要任务是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造，并且取得了成效；在产业结构调整中，2003年以后出台的中长期目标是逐步加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之从农业国向工农并重国转变。笔者指出：在粮食自足的前提下，乌兹别克斯坦重新将棉花生产作为农业的优先方向，提出要发展棉花业、果蔬业和畜牧业；在工业方面，政府强调了油气生产、机械制造、基础设施建设；在服务业方面，信息通信和旅游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在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之时，乌兹别克斯坦确立了国家改革的五大原则，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强化社会保障机制，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国民福利，保持社会安定。乌兹别克斯坦社会保障制度的立足点是为国民提供养老、就业、住房、卫生、教育保障。笔者指出：独立初期，政府对全民提供的保障措施是以政策的形式出现，法制化的保障制度没有确立；1996年以后，乌兹别克斯坦通过立法逐步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了以往社会保障完全依赖国家预算和国家管理的做法，采取了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保险金的办法。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保险占有重要地位，占次要地位的是社会补贴制度（社会救济或社会救助）和社会抚恤制度。

本编阐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政策。为保障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乌兹别克斯坦自独立初期开始推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政策，其中发展与中亚邻国的关系成为乌的优先方向；在与大国关系中，乌兹别克斯坦将俄罗斯视为经济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合作者，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为盟友，与中国建立起互利友好平稳关系。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扩大本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加入到国际或区域性组织之中。乌兹别克斯坦积极配合了联合国、欧安会的行动，积极参与了上合组织的活动，而与独联体的关系时好时坏，始终对其怀有戒心。

蓝 琪

2019年1月18日

节选

作者简介

蓝琪，1983年师从项英杰先生研究中亚史，1986年获武汉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2015年退休。主要从事中亚史、突厥史、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知识的源泉——布哈拉》、《中亚史》（全六卷）、《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等；译著有《剑桥早期内亚史》、《草原帝国》、《治国策》、《中亚文明史》（第五卷）等。

五卷本《中亚五国史研究》简介：

五卷本《中亚五国史研究》主要分别论述了中亚五国独立后二十七年（1991—2017）的历史。上编对中亚五国1991年以前的历史做了概述；与六卷本《中亚史》致力于中亚地区共性的研究不同，作者在概述中分别强调的是中亚五国地理、历史和文化的个性。以2003年为界，中编论述了中亚五国政治体制、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和意识形态的重构，探讨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下编论述了2003年以后中亚五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以及对外关系和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