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
书不错，对了解司马迁很有帮助。
活动期间折算至3.6元购得满意
对理解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大有帮助
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一向是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镇，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历来是《史记》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21世纪《史记》研究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为了准确地把握《史记》的思想精髓，纠正以往研究中的偏颇，著者从分析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入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进行了新的诠释。中国古代典籍一向有经、史、子、集之分。四类之中，经的地位最为崇高。自这一概念出现以后，将《史记》归入史部或子部遂成定论，乃至于形成了把《史记》研究定位于史学和文学研究的理念。著者认为，史学与文学虽然是《史记》研究中的重点，但不符合司马迁著述的本意。司马迁为《史记》树立的文化标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是以此来承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文化使命。从这一意义上讲，只看到史学与文学上的意义有悖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那么，应如何破除这一误区呢？张强从学术传承及政治文化背景入手，对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构成及其来源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在诠释司马迁的天人思想时，著者认为，自汉武帝表彰五经以后，汉代崇经的局面开始形成。在汉代人那里，六经是先王留下的政典，是统治大法，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性，这一思维方式和认知水平不但支配了汉代人的思想和行为，而且还对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塑造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司马迁才为《史记》制定了“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思想标准。从这里出发，著者又认为，在汉代政治中，经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子书只是诸子发表政治见解的论著，在关注治乱之理方面，子书虽然与经书有相通的一面，但其品质永远无法与经书相比。进而言之，司马迁以孔子为榜样追步《春秋》，撰写《史记》时是以六经为思想准则的，为此，著者主张从《史记》的文化使命入手，在考察司马迁天人思想的基础上，对“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少卿书》）、“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的思想内涵进行考释。应该说这一研究抓住了司马迁学术思想的主脉，对于重新评价和认识《史记》的文化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是在充分吸收前人以及同时代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涉及到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探源》一书在分析这些情况时重点突出两个方面：一是汉代政治及沿革与司马迁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一是古代学术思想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关系。在论述汉代政治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关系时，著者将重点放在分析司马迁与汉武帝的关系上，在研究司马迁德治思想的构成时，著者从周代德治理论入手，试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探索司马迁德治思想的来源和基本内涵。史官文化既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同时也是中国学术的主干。《探源》一书从考证入手，探讨了史官文化的发展历程，重点研究了司马迁与史官文化的关系，进而论述司马迁对史官文化的提升以及他对古代史与当代史的研究方法。特别地注意史官文化在其学术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长期以来，文献的散佚使人很难看清史官文化发展的全过程，那么，如何才能找出其中的失缺环节呢？在这中间，著者显示了良好的文史基本功，一是在重新释读文献的基础上对史官文化发展的过程提出新的看法，如著者在研究《周易》文本的过程中，提出了《周易》中的部分篇目出自史官之手的观点，《尚书》与史官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周公制礼作乐行使史官之职提高了史官文化的质量。由于这些观点是在考证的基础上得出的，其结论是令人信服的。再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成为汉代学术的主流，这一主流意识直接渗入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再如帝王史观作为司马迁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价值取向。在以帝王为中心的叙述中，司马迁将德与不德之间的对峙、仁与不仁之间的对峙贯穿于《史记》之中，从而赋予《史记》以新的文化使命——道德批判的使命。总之，张强教授在撰写《探源》一书时，特别注意这两条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的线索。
忠实的读者
阅读史记之前，可以看看本书！
全新，特价，内容不错。
一般，可参
如题，本书一般，可参。但是价格低廉，值得购买。
我的写出的书评
司马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记录者，我购买此书就是看看作者对此如何评价的。
很好的一本专业书
书很好，品相还行，纸质印刷也不错。价格便宜，超值入手。适合专业人士参考。
了解司马迁不错的书
对读史记很有帮助的书,书的纸张很好,是以前出版的,质量可以,值得购入.
好书，推荐一下
不错，物美价廉，好书，推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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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一向是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镇，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历来是《史记》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21世纪《史记》研究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为了准确地把握《史记》的思想精髓，纠正以往研究中的偏颇，著者从分析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入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进行了新的诠释。中国古代典籍一向有经、史、子、集之分。四类之中，经的地位最为崇高。自这一概念出现以后，将《史记》归入史部或子部遂成定论，乃至于形成了把《史记》研究定位于史学和文学研究的理念。著者认为，史学与文学虽然是《史记》研究中的重点，但不符合司马迁著述的本意。司马迁为《史记》树立的文化标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是以此来承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文化使命。从这一意义上讲，只看到史学与文学上的意义有悖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那么，应如何破除这一误区呢？张强从学术传承及政治文化背景入手，对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构成及其来源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在诠释司马迁的天人思想时，著者认为，自汉武帝表彰五经以后，汉代崇经的局面开始形成。在汉代人那里，六经是先王留下的政典，是统治大法，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性，这一思维方式和认知水平不但支配了汉代人的思想和行为，而且还对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塑造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司马迁才为《史记》制定了“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思想标准。从这里出发，著者又认为，在汉代政治中，经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子书只是诸子发表政治见解的论著，在关注治乱之理方面，子书虽然与经书有相通的一面，但其品质永远无法与经书相比。进而言之，司马迁以孔子为榜样追步《春秋》，撰写《史记》时是以六经为思想准则的，为此，著者主张从《史记》的文化使命入手，在考察司马迁天人思想的基础上，对“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少卿书》）、“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的思想内涵进行考释。应该说这一研究抓住了司马迁学术思想的主脉，对于重新评价和认识《史记》的文化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是在充分吸收前人以及同时代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涉及到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探源》一书在分析这些情况时重点突出两个方面：一是汉代政治及沿革与司马迁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一是古代学术思想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关系。在论述汉代政治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关系时，著者将重点放在分析司马迁与汉武帝的关系上，在研究司马迁德治思想的构成时，著者从周代德治理论入手，试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探索司马迁德治思想的来源和基本内涵。史官文化既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同时也是中国学术的主干。《探源》一书从考证入手，探讨了史官文化的发展历程，重点研究了司马迁与史官文化的关系，进而论述司马迁对史官文化的提升以及他对古代史与当代史的研究方法。特别地注意史官文化在其学术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长期以来，文献的散佚使人很难看清史官文化发展的全过程，那么，如何才能找出其中的失缺环节呢？在这中间，著者显示了良好的文史基本功，一是在重新释读文献的基础上对史官文化发展的过程提出新的看法，如著者在研究《周易》文本的过程中，提出了《周易》中的部分篇目出自史官之手的观点，《尚书》与史官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周公制礼作乐行使史官之职提高了史官文化的质量。由于这些观点是在考证的基础上得出的，其结论是令人信服的。再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成为汉代学术的主流，这一主流意识直接渗入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再如帝王史观作为司马迁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价值取向。在以帝王为中心的叙述中，司马迁将德与不德之间的对峙、仁与不仁之间的对峙贯穿于《史记》之中，从而赋予《史记》以新的文化使命——道德批判的使命。总之，张强教授在撰写《探源》一书时，特别注意这两条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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