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

协商民主理论被看做是对这些制度和规范的缺陷的回应，向当代自由代表制度提出了挑战。尽管在如此复杂的社会中，政治劳动分工是必要的，协商民主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分工方式。这种分工方式增加了公民参与的机会，被认为是可行的和受欢迎的。同时在这种分工方式中，公民参与成为了重要对话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使政治权威的形式更具合法性。正如自由理论倡导的那样，协商理论关注建立解决冲突的制度，但需要意识到偏好和价值取向可通过集体协商程序发生改变。协商政治促进了旨在增加相互了解的政治对话：公民致力于通过讨论而非其他方法解决冲突，这依赖于理性协商模式，而不是战略性或工具性模式。史密斯和威尔斯强调了协商民主的三个核心特征，即它促进更可靠的合法的政治权威体制、更明智的判断和更积极的公民认同。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源于协商理论的两个方面：包容性和民主对话。包容性包括出席和表达意见：每个公民都可参与到政治对话中，并有被倾听的平等权利。民主对话促进相互尊重并引导对公共利益的表达。总的来说，包容性和民主对话提供了更合法和可信的政治权威体制。协商民主的第二个关键特征是它促进了更明智的判断。通过吸收他人的知识和经验，协商环境可使公民扩大他们有限的视野和纠正易犯错的观点；协商可减少“有限的理性”。*后，协商民主提供了对公民认同更积极的理解，即承认在与他人相接触的过程中，政治参与具有转化价值观和公民偏好的潜力。因此，协商民主理论可视作为判断现存政治体制提供了三个标准：包容性、协商和公民认同。但问题仍然是，如何使民主对话制度化。史密斯和威尔斯区分了民主协商制度化的多种途径。**种途径是质疑国家机制而关注公民社会中的各种团体，认为它们才是协商政治天然的场所。虽然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协商政治的重要组成因素，但不能简单地回避国家制度。第二个途径是以次等联合补充代表机制，第三个途径建议团体代表制度化和以协商形式使多数人决策的规则合法化。史密斯和威尔斯承认这些建议的价值，但认为并未有经验性案例证实这些想法，即使出现了少数案例也集中在检验主流的制度上，如城镇会议、工厂民主、环境计划和宪法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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