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风流别史

**章　上官诗风
李唐王朝社会制度上与隋王朝的社会制度的割决或承续都很难使诗歌顿时疏离传统，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唐太宗以他的雄才大略整治社会政治、经济，也以他对诗歌的浓厚兴趣使诗坛在战乱之后复兴，朝野上下的好诗几为一时风尚。不过，初唐诗坛因国家初兴，一些诗人从隋入唐。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变未能改变这些诗人业已形成的诗歌风格，而诗歌发展自身的潜移默化作用也使处于其间、在诗歌风格的流向上占有主导地位的上官诗风自然带有旧时代诗歌风格的烙印。尽管如此，上官诗风在唐诗的发展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以齐、梁旧风面貌出现的时候，启发了唐初诗人强烈的革新要求，从而以它的结束标志了一种诗歌风格时代的结束，迎来了新的诗歌风格的时代。
　　一、朝代转换的诗风遗传
诗歌发展到齐代，在形式上发生了具有革新意义的变化，这不是指诗歌的长短形式，如从二言到四言，再到五言、六言、七言等等，而是声律上的变化。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沈约把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歌，对诗歌的语言形式作出声律上的具体要求，并依声制韵。这一点，沈约自己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达此妙旨，始可言文。”他的这种理论及其指出的诗歌声律上的八种毛病，促使诗歌创作从声律上的不自觉走上自觉，于是有了“永明体”诗歌。沈约对诗歌声律的注重推动诗歌加速走向格律化的道路。当时以“永明体”从事创作的不是沈约一人，还有谢眺、王融、刘绘、范云等人。虽然他们不是严格地在实践沈约的声律理论（包括沈约本人），但毕竟是做了唐代律诗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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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少年聪慧，又同年中举，至为友善。白居易曾自言初宦游长安，7年之间定交的只有元稹一人。后亲密酬唱，有“春野醉吟十里程，斋宫潜咏万人惊”（元稹《为乐天自勘诗集即事成篇》） 的佳话。两人早享诗名，生前就为人并称。
《旧唐书·元稹传》说元稹：“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新唐书·白居易传》则记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工诗。……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后人的这种看法源于当时的诗坛现象，人们视元白为比肩的诗人，公认他们所取得的诗歌创作成就和影响。这一点也为他们本人所道，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说：“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而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中言及他和元稹的名声与交往，得意之色尽在言中。相传，元白也是互相推许的，宋代葛立方说“元白齐名，有自来矣。元微之写白诗于阆州西寺，白乐天写元诗百篇，合为屏风，更相倾慕如此。而乐天必言微之诗得己格律更进，所谓‘每被老元偷格律，是也。然微之 《江陵放言》与《送客岭南诗》，乐天皆拟其作何邪？”葛立方说元白的“更相倾慕”有所本，一是元稹写过一首《阆州开元寺壁题乐天诗》：“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二是白居易有一首《题诗屏风绝句》，他在序文中说自己选箧中所藏元稹 “短小丽绝”的律诗一百首，“题录合为一屏风，举目会心，参若其人在于前矣。”两人的本意是以诗寄托思念之情，客观上又是在相互标榜，元白的诗得世人领誉，和这是很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