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南朝四史与南朝文学研究

bsp;序

    我有好多年在学校里教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程，经常感觉

到不太清楚的一桩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或者说我们

认为是那种样子的文学史的面貌，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当然，首先是有很多人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域、不同

的场所从事书面或口头的文学创作，但那都是单独发生的事

件，即使是多人参与的文学活动，如帝王招聚的宴游，每有文

士赋诗唱和以助成风雅，也只是规模较大而已。那么，众多散

在的创作所得之成果，是经何种力量、由何种途径，或被淘

汰，或被存留?而写作者即我们所称的“作家”、“诗人”，又

经过什么样的过程，或湮没无闻，或流芳后世?优秀不优秀固

然很重要，但并非总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就连“优秀”的

标准也会因时代及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程度不等的差异。王

道士打开敦煌藏经石窟纯粹是一个偶然事件，我们却由此知道

竟有那么多的优秀的创作倘非侥幸就将永远朽碎于尘土。

    对历史大概可以作这样一种粗略的描述：在过去的时间里

实际发生的一切活动，这是一种历史，我们暂且叫它“历史

A”，它一旦过去就不能重复和再次进入；由“历史A”所产

生的文献——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就是被记录和得以流传的

作品，以及关于作家活动的记载和评议，也是一种历史，这可

以叫作“历史B”；后人根据“历史B”试图对“历史A”进

行一种具有价值判断意义的、归纳性的描述，又是一种历史，

这可以叫作“历史c”。这三者不可能等同。从“历史A”到

“历史B”，有某种选择机制在发生作用；而具有哲学意味的

“历史c”更离不开描述者当下的立场，这包括观察方法和价

值准则、利益需求，等等。所谓“历史”的面目其实从来都

不是稳定不变的，从文学史来说，它总是处在被反复描述、也

就是一再被“重写”的过程中。*初很受重视的东西，在后

人看来或许没有多大价值；反之，过去被轻忽、甚至已经被淘

汰的东西，在后人看来可能非常值得珍视，这样的例子多得

很。

    我们已经习惯了依据现存的作品——尤其是在漫长的年代

里被经典化了的名作——来想象和描绘一种文学史的面貌。但

想要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是远远不够的，

各种或明或晦的因素怎样影响每一时期文学面貌的形成，也许

更值得关注。举例来说，《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它的

若干特点直接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进程。孔子曾以“温柔

敦厚”四字概括《诗经》的精神气质，这是说得相当准确的。

倘若将《诗经》中属于歌谣性质的《国风》与产生年代相去

不甚远的《旧约》中的《雅歌》和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相比，会发现一个显得很特殊的现象：《国风》中虽有不少情

歌，但它写女性的美，至多也就是到“肤若凝脂”这样的程

度，它非常谨慎地回避具有性特征的描写。而《雅歌》和

《罗摩衍那》却完全不是如此。从普遍的情形来说，性总是歌

谣的一个兴奋点，而《国风》何以如此优雅?这大概只有放

在周代文化系统中来解释。其实我们不知道和现存的《国风》

诗篇同时产生而未能流传的作品是什么样的，但《诗经》是

如今这个面貌，无疑有一种历史机制在起作用。

    如果想要系统地追究我们现在所知的中国文学史的面貌的

形成过程，分析历代史籍对文学人物、文学活动及文学作品的

记载与评论，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中国人以极端重视历史

记载著称，留下的史籍之完整与丰富无与伦比。史家在广泛的

范围内关注人类的生活，政治固然是他们所理解的历史的中

心，文学却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曾经设想：如果挑选

出若干特别重要和具有代表性的史书，我们至少可以对这样一

些问题进行考查：各时代文人主要著作类型的变化，文人社会

身份的变化，通过史家的文笔体现出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对文

学关注程度的变化及其对文学价值的认识的变化，各时代*受

重视的文体与文学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评价以何种

方式展开、文学声誉如何获得，以及当代评价与后代评价的差

异及其理由等等。通过这种查考和分析，我们或许能够比较深

入地理解文学史形成的有机过程。

    1999年，张亚军从河南大学来到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在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因为她的硕士论文是《(晋书)列传

的文学色彩》，我就和她商量是否做《南朝四史与南朝文学研

究》，这两者有相似之处，但研究的方向和关注的问题却有很

大变化。至于为什么选南朝四史，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从两晋到

南朝的历史顺序——这到底无关紧要，而在于四史本身既相互

联结，又具有同样的显著特点：四史的作者，都曾生活于他们

所记录的朝代，因而四史都有点当代人作当代史的味道。他们

的论述虽未必因此而变得更‘正确”，但至少在情感上更为亲

切。我想这会减少由于年代相隔久远而产生的误会与隔膜。

    选题虽然是我们共同商量的，整篇论文的完成却完全是亚

军努力的结果。这个题目看起来颇有新鲜感，着手写却并不容

易，需要处理许多复杂的问题。我至今还能想起她因有所得而

高兴，因进展不顺而愁闷的样子。如今这篇论文有了正式出版

的机会，这真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亚军让我为此书写序，我昔

日忝为导师，说太多夸奖的话恐怕被人讥为偏私，就兜着圈子

说了一些跟论题有关的想法。不过，我确实知道张亚军是非常

用功的，她对这个论题有相当深人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富于创

新意义的见解，这，读者可以从书中得到验证。

    骆玉明

    2007年3月于复日大学

第三章南朝四史中的文学成相(二)

    就四史广泛、具体地描述文学现象来讲，南朝乃是中国文

学完全走入自觉的时代。四史表述文学意义的词语有所不同，

由“文义”、“文章”、“文学”的概念变化体现出文学意识逐

步独立与明朗的过程。南朝时期，武将出身的士族在崇尚文学

的时风感染下逐渐向文士家族转变，如到氏、张氏、沈氏、柳

氏等，同时南朝帝王由行武到文雅的形象转变也是一个例证。

统治者的倡导促进了文学的兴盛，但也造成时人鄙视武风、不

堪武职的社会风气。再者，南朝四史《文学传》人物的选择

标准发生了一些重要转变，该类传的设立有效地改善了史学体

例，从而为正史《文苑传》的成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节“文学的自觉"刍议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

提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①这一论断

一直影响至今。回溯汉代，中国古典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

势，无论是汉大赋、散文还是在五言诗领域，众多文人投入文学

创作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成就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

各种体裁的发展，而且发散出独特的文学魅力。之后，以“三

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呈现出非常个性化的文学面貌，

“慷慨悲凉”的格调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新特点影响了

后来的文学，①并且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这样专门论述文

学的理论文章，较之两汉时期的文学状况来讲，实为一大进步。

就此意义而言，鲁迅先生提出以上观点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笔者认为这个论断稍显笼统和模糊。魏晋文人的创

作虽然很繁复，但是当时文士在探讨文学观念、建设文学理论

方面则略显薄弱，他们对文学概念的认识与分析还不够清晰，

不够全面。另外，负有载录一代史实任务的正史对当时各种丰

富的文学现象还没有进行多方面关注和详细记载。也就是说，

文学的发展与兴盛还没有达到官方史学充分认可的程度。因

此，魏晋时期只能说是一个文学初步自觉的阶段。相比之下，

南朝文学则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从前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就南

朝四史呈现的文学面貌来讲，南朝时期才是中国文学真正走人

自觉的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跃进先生在专著《门阀士

族与永明文学》中提到曹丕赞誉文章乃是“经国之大业”，他

认为曹丕所言“文章”一词的含义是指经典学术，而非现代

意义上文学概念的理解，②笔者所感亦同。魏晋时期文学概念

的含义并不明确，文章一词涵括了文学、学义、儒学等意义于

其中，史书对文学现象的记载也较浅显。这一点，在魏晋史书

有关史传人物文学成就的表述中可以得到印证。如《三国志》

论述史传人物的文学成就时非常简洁，见如：  “自颍川邯郸

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弘农杨修、河内苟纬

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应场弟琚，琚子贞，

咸以文章显。”又“建安末，河南潘勖，黄初时，河内王象，

亦与卫觊并以文章显”等，①这些记述与南朝四史有关文学现

象的记载相比，则显得要狭窄、简略很多，史臣对文学创作过

程和风格特点也没有进行更细致的描绘。

    前已述及，以曹氏父子为主导的建安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

史上倡响了汉魏之风。“三曹”当中，尤其是曹植的文学创作

对后人影响更大，被梁代钟嵘《诗品》列为上品，誉其“粲

溢今古，卓尔不群”，给予了*高评价。但在史臣陈寿的笔

下，与曹氏文学成就相关的描述和评价却很少，用语也十分简

略。如《三国志》中记述曹丕：  “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

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

篇，号日皇览。”评日：  “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

才艺兼该。”②对于曹植，陈寿在本传日：  “年十岁余，诵读

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评日：  “陈思文才富艳，

足以自通后叶。”③在其他人的传记当中，陈寿记载曹氏父子

的文学活动时也是减省笔墨，如此表述难以显露出曹氏父子在

文学上的特殊成就和重要地位。同样，作为两晋文学的卓越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