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

nbsp; 序
    将社会学与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对少数民族社
会、特别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探
索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并从中发展出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社会
发展理论与方法，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早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先驱和开创者们就
把社会学的研究与少数民族经济与社会的结构和变迁问题紧密结
合在一起，探索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路径，产生了诸如吴文藻、
费孝通、杨堃、田汝康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社会学家。其
中，由费孝通先生创办的“云南大学一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
查工作站”(1940—1945年)所开创的“魁阁精神”(潘乃谷、
王铭铭编：《重归“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标志着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的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范。
在“魁阁”这一具有巨大社会学学术使命和象征意义的精神的
召唤下，一批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发展抱有坚定信心的年轻学
者聚集在一起，“在艰苦的条件下求索，作出为后世所不及的贡
献，为中国学术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王铭铭：《继承与反
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社会学
研究》，2005(2)]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和国际社会学研究
典范，同时也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这
就是研究少数民族社会的变迁，并且将学术研究与少数民族的发
展紧密结合，以学术研究来为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服务。而
这一传统的形成，正是老一辈社会学家在以云南及西部各少数民
族社会为对象的研究中创造的。它构成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代表了社会学研究中国化和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
向。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成为我们今天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础。
    云南大学地处祖国西南边陲，面对的是具奇异特征的边疆多
民族社会。如何对这一被称之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资源宝
库”的多元结构与多元文化的少数民族社会开展研究，将老一
辈社会学家们开创的传统继承下来，一直是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
所追求的目标。1979年国家恢复社会学学科设置以来，云南大
学积极发展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学研究，利用云南特殊的地理文化
区位优势和本校多学科的学术资源，整合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
的力量，开展以当代少数民族社会经济与文化、社会变迁与社会
现代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在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经济与
政治、宗教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一系列成果。进入2l世
纪，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对外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大，少数民族
社会的发展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也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探索
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促进边疆多民族社会的发展，也
成为云大社会学必须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云南大学社会学
的学术团队发挥个人专长，针对少数民族发展中面对的经济、文
化和社会问题，从不同层面开展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在市场经济
和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的成果。这些成果既有宏观社
会发展理论的探索，也有以社区变迁为着眼点、通过口述历史和
个案研究的方式，对少数民族社区发展和社会变迁进行田野观察
和实证分析，还有对跨境民族发展的特殊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
研究。这些力图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反映乡土社会与现代性的关系
并对之作理论解释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云南大学社会学学科将本
土问题与社会学研究相结合的努力。
    与此相联系的是，这些成果从一般理论探索到少数民族社区
变迁的实证研究，不仅是在不同的社会层面探索少数民族社会在
当代背景下的发展和变迁，也是一个多种研究方法结合，试图通
过不同方法的运用，探索在文化与社会多元性环境中开展以复杂
性为特征的多民族社会发展研究，从多维视野的角度，对具有复
杂性特征的少数民族发展问题作出新的思考，提供新的思路。因
此，本丛书的研究，除了传统的理论阐述、问题分析、田野调查
外，还包括了一些方法论与研究路径的新探索。这其中，以参与
式的行动研究为基础的社区发展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具
体生动的实证资料，使我们以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观察、体验并
认知少数民族社区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变迁，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
力量的冲击下遭遇到的困惑与危机；也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
发展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构成了什么
样的影响和挑战。这对于习惯于传统的以简单现代化的方式讨论
发展问题的研究来说，提供了一种“另类”思考的路径。
    对于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来说，严格按照学科界限来寻求
“科学”的解决方案一直是研究者所遵循的范式。然而，当我们
面对的是多元而复杂的少数民族社会，学术的讨论不仅仅是单一
学科或单纯的社会学问题，而需要涉及经济、政治、国家与地
方、族群关系、文化传统和人们秉持的信仰和价值观等复杂问题
的讨论时，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的研究就成为本丛书的一个重要特
点，也是云南大学社会学在致力于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的过程中，
寻求方法论突破的一种尝试。因此，本丛书的各位作者在对少数
民族发展问题和发展理论的梳理中，没有局限于社会学的方法，
还采用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和民族学的方法，甚至在跨境民
族发展问题研究中，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分析的方法来弥补
传统社会学方法对小型的、多元的和复杂的少数民族社会研究的
不足，通过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来呈现并解释少数民族发展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希望，这样的尝试将帮助我们克服以主
流文化的眼光看待少数民族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发展的习惯，用
简单现代化的观点解释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和发展道路，通过
“另类”思考来丰富社会学对少数民族发展的认识，在社会学研
究本土化的探索中发现更多的路径。
    在今天中央倡导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
大背景下，这样的探讨尤其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科学发展观
的实质，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
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把它落实到少数民族地
区的社会发展上，一方面是要积极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
会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事实上
存在的差距；另一方面则要在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协
调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关系，用和谐发展的理念推动民族
地区的发展，使他们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得到
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就此而言，开展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的社
会学研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
探索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多样性条件下的现代化发展途径的一种尝
试。当然，这种探索也许会出现困难和曲折，也可能不成功，但
是，正如中国名言所说，“失败者，成功之母”。科学的探索正
是在各种“试错”的过程中进步的。如果我们能在这一探索中
“失败”。也可以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提供某种有益的“教训”。
    主编谨识
    2007年1月

前    言
    当代人类社会，是一个民族林立、文化多元的大千世界。交
错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个民族，在迥然不同的
地理、人文、生态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文
化及其相互交融，使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民族
风情，使人类文明大厦闪耀着五光十色的灿烂光辉。与此同时，
由形形色色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和民族歧视、民族利己主义和民
族压迫所造成的民族矛盾和斗争，又构成了当代世界的重要图
景。而跨界民族这一特殊的民族现象，更因其民族地域与国家领
土不吻合，恰似世界民族之林中一丛丛枝干常常会越过藩篱的树
木，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起纷争和冲突。
    所谓跨界民族，是指历史上形成的、现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
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构成跨界民
族的三个基本要素是：(1)是历史上形成的某一原生形态民族，
其成员具有一定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2)同一民族的人们
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邻国家，具有不同的国籍；(3)民
族传统聚居地被国界分隔但相互毗邻，相互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所谓跨界民族问题，就是具有共同族源、文化和民族认同的
某些民族因居住地为国界所分隔，民族与国家不重合而导致的民
<节选内容>=族向心力与国家向心力发生冲突所引起的所有社会政治经济
问题。①
    自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
化，旧的框架被打破，新的稳定支点还未建立，在这个新旧体制
更替的区间内，固有的民族、宗教、领土、经济等方面的矛盾迅
速爆发。在众多的冲突当中，处于国与国、族与族之间利益摩擦
*前沿的跨界民族首当其冲，正活跃在第三次世界性民族主义浪
潮的风口浪尖上。
    当代跨界民族问题的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民族的关系问题，
它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有国际国内政治的现实影响。反过来，
跨界民族问题的出现和恶化也会冲击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和地区
和平，甚至会改变国际地缘政治的版图。因此不难理解，近年
来，跨界民族以其民族过程的多样性、特殊性，民族问题的复杂
性、国际性以及对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影响的普遍性，日益引起
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民族学、人类学和国际关系
学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中南半岛各国
交界地区成为世界上跨界民族分布*为集中和广泛的地区之一，
漫长的边境线和众多跨界民族构成了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
文化关系。具体来说，中国的云南、广西两省区与缅甸、老挝、
越南三国接壤，国境线长5080公里，其中中缅段1997公里，中
老段710公里，中越段2373公里，有17个民族跨国界而居。他
们是：壮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景颇
族、傈僳族、拉祜族、怒族、阿昌族、独龙族、佤族、布朗族、
德昂族和京族。其中除京族是跨海疆而居的跨界民族外，其余
16个民族均为跨陆地边界而居的民族。这些民族的分布相互交
错，任何地区都有一个以上的民族混居。跨界民族在各国都形成
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态势，其中苗族、瑶族、佤族、傈僳族、怒
族多住在高山区，拉祜、哈尼、景颇等民族多住在半山区，傣
族、壮族和布依族则主要居住在河谷平坝和丘陵地带，在一个跨
国的大范围内呈现出多个民族垂直分布的格局。这些跨界民族在
相关各国基本都是少数民族，其历史发展、民族过程(民族过
程是指民族的形成、发展、融合、消亡的过程)、发展趋势为人
们研究跨界民族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民族学标本。
    总而言之，跨界民族问题是因现存国家政治疆界对民族聚居
地域的分隔所产生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不一致、民族凝聚力
与国家向心力失衡而导致的民族问题。然而，由于各国、各地区
跨界民族的形成、存在和发展进程不同，各国国情千差万别，相
关国家关系或和睦或紧张，跨界民族问题的性质、程度、表现形
式、解决方式、发展趋势也各不相同。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跨界
民族问题表现得比较突出，引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甚至导致地
缘政治、国际关系格局的动荡与重构，如东欧、非洲、南亚和中
亚；解决方式以政治、军事手段为主，并常常伴有外部势力的干
涉。在中国与东南亚交界地区，跨界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可概括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经济问
题与政治问题、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总
的来看，现阶段中国西南跨界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边境民族地区
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仍比较落后，各民族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
的发展，其性质是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根本的解决
办法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加快发展。与此同时，在和平
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区域化迅猛发展的国际大环境
下，相关各国发挥跨界民族的地缘人文优势，开展区域经济合作
也是十分重要的途径，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手段从对抗、冲突走
向通过相互合作、开放谋求共同繁荣、共同发展。
    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国与东南亚的跨
界民族研究。在长期深入中国与缅甸、越南、老挝交界地区进行
实地调研和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先后承担过
“云南跨境民族研究”、“跨境民族与云南对外开放”、“云南周边
国家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研究”、“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金三角毒品形势与澜沧江一湄公河次区域禁
毒合作研究”、“西南跨境民族史”等一系列国家级、省部级重
大课题，出版、发表相关论著数十篇(部)。全书以中国与东南
亚跨界民族为主要实证，兼及世界各国、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范
例，应用民族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和区域经济等多学科交叉的
综合研究方法，分“理论篇”、“历史篇”和“现实篇”三个部
分探讨了跨界民族存在、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旨在为人们认识跨
界民族和跨界民族问题拓展新的学术视野。其中“理论篇”着
重探讨了跨界民族的定义、类型和性质、民族过程与发展趋势，
跨界民族问题的动因、表现形式，以及当代世界跨界民族问题的
特点与走向等重要理论问题，提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历
史篇”则以历史纵线为脉络，从民族源流、政治、经济、文化等
层面着力梳理、勾勒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
程及特点；“现实篇”以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为大背景，对跨界民
族与对外开放、区域合作，跨界民族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中国
与东南亚跨界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等重大课题进行了
专题研究，探讨了跨界民族在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新形
势下的跨界民族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层剖析，并就促进边
境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区域次区域合作提出了相关政策
建议。
    跨界民族不仅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而且还涉及社会
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边疆学、区域经济等多学科的研究范
畴，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更深入、更全面的观察与研究。尽管笔
者筚路蓝缕，勇于开拓，但因水平所限，奉献的成果仅为引玉之
砖。殷切期盼学界同仁不吝赐教，共同努力，把跨界民族这一新
领域的研究推向深入，为世界民族研究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刘  稚
    2007年1月16日
**节本土文化因素
    跨界民族居住的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北部属青藏高原的南延
部分，山高谷深，江河纵横，气象万千，是世界上地理气候环境
*为复杂多样的地区之一。由于上千个“坝子”(山间盆地)被
高山峡谷切割成零碎的地理单元，加之海拔高低悬殊，“一山分四
季，十里不同天”，被分隔在各个坝子或各个山区不同等高线上的
人们共同体各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而形成不同
的文化特点。因此，就本土文化而言，各民族也是多姿多彩的。
    在经济生活方面，既有平坝河谷地区的稻作农耕，又有高原
山区半农半牧、刀耕火种和采集渔猎经济。据有关专家研究，中
南半岛北部一云南一印度阿萨姆这一弧形地带是亚洲栽培稻的起
源地，而壮侗语族先民——百越是*早栽培稻谷的族群。①在长
期的生产实践中，壮侗语族民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耕作技术体系
和水利灌溉系统，形成了热带河谷的稻作文化。居住在半山区的
哈尼族，创造了梯田稻作文化；而傈僳、景颇、苗、瑶等民族，
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地高原和高寒山区的山地农业文化。孟高
棉语族的德昂族和布朗族，是世界上*早的茶农，至今保持着种
茶、制茶的传统。德昂族的创世神话，甚至将人类的诞生与茶叶
联系在一起。在宗教信仰方面，各民族都有着各具特色的原始宗
教、图腾、巫术，他们崇拜祖先、自然，信仰万物有灵，其相关
的祭祀活动、民族节日、禁忌习俗，都与宗教有密切联系。如祭
天，祭祖，祭山神、水神、谷魂、树神、日月神、猎神等，这里
可以说是众神汇聚的乐园。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包罗万象的神
话、史诗、传说、故事，丰富多彩的民歌民谣、音乐舞蹈。又以
服饰而言，不仅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传统服饰，而且各支系也以
服饰的颜色或样式来划分，如苗族有“白苗”、“花苗”、“青
苗”、“黑苗”；瑶族有“蓝靛瑶”、“红头瑶”、“窄裤瑶”、“顶
板瑶”，等等。
    器物文化方面，*具地域民族特色的当数起源于云南的铜鼓
文化。铜鼓是广泛流布于古代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重要文物。
1975年在楚雄万家坝出土的距今2600年左右的世界上*古老的
铜鼓证明，铜鼓起源于滇西一带，*初是炊具兼作乐器，以后逐
步演变为祭祀要器并成为地位和权威的象征。①以后铜鼓随着民
族的迁徙和文化交流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对当地文化产生了重大
影响。直到近现代，云南与东南亚的一些跨界民族对铜鼓的制
作、使用和收藏仍很普遍。
第二节中国汉文化因素
    自秦汉王朝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统治至近代以前的漫长
历史时期中，中原汉文化以其先进的水平和不曾中断的持续繁荣
而成为东亚大陆的文化中心，对周围民族和国家产生过重大的影
响。西南方向在秦开“五尺道”、初置郡县的基础上，东汉永平
十二年(69年)设置了永昌郡，其范围大致包括了今滇西南、
滇南迄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也就是今天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
的主要分布地带。这一广大地区的各民族从此纳入了中原王朝的
统治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轨道。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治边思想
中，“德泽洽夷”和“内诸夏、外夷狄”的理念根深蒂固。在中
央王朝通过建立羁縻体制和土司制度或是郡县制实现对各民族统
治的同时，普遍注重通过发展封建教育对边疆各民族进行思想意
识的教化，从而使以儒学政治伦理和道德教化为核心内容的中原
汉文化日益渗透到各民族中。
    与此同时，随着汉族移民的陆续迁入，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将
汉族各个层面的文化传播到当地民族中，对各民族文化产生了更
广泛的影响。两汉时期，内地一些汉族军民因屯田、戌边移居云
南。两晋时期，由于蜀地战乱，又有数十万汉族难民进入云南，
唐南诏天宝战争，又将不少于20万人的汉族战俘留在了云南。
处在当地民族的汪洋大海中的这些汉族移民，为了生存逐渐融人
各少数民族中。在他们被“蛮夷化”的同时，其带来的先进的
生产文化技术也改造了当地民族的经济社会结构，促进了南诏大
理国的封建化进程。明代以来上百万汉族人口以屯垦殖边的形式
大规模进入云南，汉文化开始成为云南的主流文化，对各少数民
族产生了更为深远巨大的影响。汉文化构成了当地各民族接受外
来文化影响中*主要的因素。经过数千年的经营，在大部分边疆
及其以远地区，逐渐形成一个受汉文化影响的文化圈，尤其以元
明以来推行土官土司制度的地区*为明显，从而使中国内地对边
疆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内聚力。
    到明、清时期，同一民族中因汉化程度的不同常被汉文史籍
冠以“生”或“熟”加以区别，如“生苗”和“熟苗”，  “生
瓦”和“熟瓦”等。在通常情况下，同一民族中分布在靠内地
区、与汉族交往较多的汉化程度较深，是为“熟”；分布在边远
山区、与汉族交往较少的部分则较多地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特
点，是为“生”。因此，实际上在近现代国界确立以前，这一地
区各少数民族因分布地域的靠内或靠外、受汉文化影响程度的深
或浅已出现了某种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