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黄册研究-(增订本

br />     黄册制度是明代户籍与赋役之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历来受到学者重
视。尤其30年代以来，考证研究颇盛，不乏名家论著，几乎成为明史的
一个分支学科。然而，迄70年代末，学者并未见过黄册原本，所论大皆
据史书、地志有关记载，南京黄册贮藏库的专志《后湖志》，以及明清人
士对黄册制度的评议等文献资料。文献资料固丰，足资系统论述，而难于
实证。原来黄册内容，主要是按户分列人丁(人口)与事产(田土、房屋
以至动产)，以及两者在每十年大造期间的增减变动。其特点在于项目具
体，而每项必有数据，可形成历史变量。学者既未见黄册原本，所论亦多
是黄册制度本身及其兴衰变化，鲜能利用黄册资料特点以验证史书记载，
及作计量分析，来考察当时社会经济中的有关问题。
    本书作者栾成显同志治明清史有年，1983年起，从事于整理卷帙浩繁
的徽州档案文书工作，于中先后发现一批明代黄册抄底散页、成册的黄册
底籍抄件，以及有关黄册的田土与税粮归户册、实征册、编审册等，都八
十余万字。据此，他首先对学界过去所传的、被目为福建德化县黄册残篇
的几张照片作了缜密的考证，确定其原物并非黄册，而是永春县造报的保
甲文册和德化县报查的钱粮文册。继之，他就黄册制度和有关问题作了一
系列专题研究。此间，亦有其他学者勤力钩沉，发现另一些黄册残篇及有
关文书，也都大多出自徽州藏档。至此，已发现的黄册档案和有关文书约
有十余种，一百余万字。栾成显同志这本《明代黄册研究》就是以这些档
案文书为根底，结合文献资料，并吸收和借鉴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
在十余年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书的。
    黄册底籍和有关文书的发现是史学界一件大事，它引导明代黄册研究
出现一场革新。虽然目前已发现的黄册档案和有关文书极其有限，并多残
  缺，但它们是**手资料，有比较清楚的产生条件，是高度可信的和可鉴
  定的(包括对其不实之处的鉴定)，因而可用以验证和补充文献记载，用
  实证方法解决过去黄册制度和制度史研究中的一些存疑和有争议的问题。
  而更有意义的是，利用这些资料和它的系列数据，对当时社会经济中的有
  关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或对传统的论点进行检验和修正。这就使黄册的
  研究突破制度和制度史的范围，扩大视野，走上一个新的阶段。本书作者
  正是黄册研究这场革新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读者在本书中可以看到不少创
  新性的篇章，成为本书一大特色，也是一大贡献。
    黄册原是以人户为中心的赋役册，目的在将人丁编入里甲，轮流服
役，因而对人丁登录规定颇严，如成丁、不成丁、妇女大、妇女小以致出
生、死亡年份等。但官方主事者为保证顺利派役，力求里甲人户稳定，*
好不变。以致今所见黄册底籍反而是人丁部分*多舛谬。如成丁与妇口
(配偶)全然不成比例；早已析产分为几户以至几十户，仍按一户人册；
人财俱亡的绝户仍然附册，等等。故黄册对于人口、尤其是人口行为的研
究无甚裨益，不如族谱。但黄册的一些有关文书，如本书所用汪氏实征
册、朱学源户归户册，则对一族内的分户和财产记载綦详，胜于族谱。本
书据以研究当时徽州的家族构成、宗法关系的遗存、析产分户的诸种形态
等，皆有所发明。
    已发现黄册中事产部分的田土记录，十分详尽，*为珍贵。它于田、
地、山、塘皆严格分录其地段、田亩及(或)税粮数，并十年间之增减和
实在数据。尤其是田土买卖，于一户之下按时序逐笔胪列，包括数量、地
段和对方姓氏，推收明白，胜于通常所用散漫的契约文书(惜缺田价)。
本书作者根据这些资料，着重研究了万历九年田土清丈的效果、一户田土
的地段分布、一个图土地占有的阶级分配、土地买卖的比重和频率、地主
制经济的产权形态，并写出“明清农村经济结构”专章，探讨了封建国
家、地主、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这都是黄册研究的创新，也是本书的*
重要贡献。
    已发现的黄册档文都很零散，顶多是一个图(里)的全册，因而只适
于作微观分析或个案研究，然而结合文献材料，可考察这种研究结果的适
用性和普遍意义。
    我国史学原有重视微观分析的传统，并发展出精湛人微的考据之学。
盖史学原以政治史为主，事件构成历史，穷究各个事件的原委，通而作史
论；西方史学，原亦如此。30年代，西方开展史学革命，批判所谓历史主
义的传统，讲求用社会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历史，宏观史学以兴。尤其
经济史，目的在于考察一代社会经济的运行及其机制，探讨经济发展和制
度变迁的规律，更重视宏观。然而，正如在经济学上，30年代兴起的宏观
经济学是以李嘉图以来的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在经济史学上，宏观研
究也必须以微观分析为基础。尤其是古代经济史，甚少诸如国情普查之
举，更要依靠微观分析来积累材料、提供思路和实证论点。揆诸今日西方
经济史学，若社会学派、计量学派、新制度学派，都是以宏观研究为鹄
的，然而，微观分析并未少废：地区史、专业史划分更细；企业史、经营
史等个案研究转成热门。目前这些新的经济史学派均已被介绍于我国，青
年习之甚稔。这是个好现象，但是，似乎有一种在宏观大纛下轻视微观史
学的倾向，我为之杞忧。
    微观分析不仅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历史事物的一些发现，亦常出自微
观。这种发现有若文物出土，砉然而得；然必须结合宏观，反复研究，始
明其奥。例如本书中的朱学源户，即可视为一种发现。在黄册上，朱学源
是一个拥有水田五百余亩的匠籍大户，而考其实，则早已分成四五十个独
立家庭，各有田十余亩，*多一户八十余亩。又考察，这种现象不尽在依
法不准分居的军籍、匠籍户，亦存在于民籍户。因而，据官方报告而来的
大土地所有制和地权分配的概念，应有所修正。又考察当时社会，析产分
户固属常态，但亦有析产而不立户、分爨而共居、分居而同堂出入等多种
情况。作者结语认为，从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来说，朱学源户这
样的庶民地主具有普遍意义。
    本书中，作者研究的各项结论都具有新颖性，都可作为一家之言，供
学者研讨。作者治史的方法，即档案文书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微观分析与
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我认为是极好的，应当提倡和推广。
中文提要
    黄册制度是明代户籍与赋役之法的基本制度。有关它的研究，为明代
  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往研究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偏重于
  制度本身的考察。即使在制度史方面，亦存疑颇多。本书在总结中外学者
  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利用遗存的黄册文书档案为中心，采用文书档案与
  文献记载相结合、个案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有关黄册制度
  的一系列专题研究，对明代户籍与赋役制度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较为深
  入的探讨，提出了新的阐释；并突破单纯制度史研究的局限，对明代乃至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探索。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为以下三个方面。
    **，对遗存黄册文书档案的搜集、考辨与研究。
    黄册文书档案为明代黄册研究的**手资料。遗存的黄册文书档案很
  少，十分难寻。笔者经过多年努力，搜集到各种黄册文书档案及相关文书
  资料总计达百万字以上。本书辟出专章，对遗存的黄册文书档案进行具体
  而全面的介绍，作总体性考察；又选择不同类别的代表性文书为个案，对
  黄册里甲、黄册与归户册、黄册与实征册、明代黄册与清初编审册等系列
  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既以档案实物为依据，考辨制度原本实态；又分析
  文书所载珍贵资料，揭示其所反映的社会经济问题。
    自从梁方仲先生于1950年在《明代黄册考》一文中发表了所谓“明
  代黄册原本”的照片以来，一直被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以及日本学者的多
  种权威论著所引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仍在引
  用)。本书征引文书档案和文献记载，通过翔实的考证，指出梁氏发表的
  照片不是明代黄册原本，厘正了中外学者长期以来对明代黄册原本的错误
  判断。
    第二，对明代户籍与赋役制度基本问题的考察。
    (一)黄册名称由来。学者多以清修《明史》为据，认为是由其册面
  为黄纸而来。本书援引正史等文献记载，特别是吸收了近年来考古发现的
  *新成果，出土的汉代、三国时期的简帛明确记载当时的户籍称为“黄
  簿”、“黄籍”，明代黄册名称实与此一脉相承，本是由于其黄字与户籍和
  人口之意相关而来。
    (二)黄册里甲起源。明代黄册里甲是洪武初年实行的小黄册之法和
  户帖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其亦应追溯到南宋绍兴实行的甲首催科之法。
    (三)明代里甲编制原则与图保划分。关于黄册里甲的编制原则，学
  界一直有所谓以自然村为主还是以行政村为主之争。对都图与都保的关系
  亦不明确。有的学者认为，都图与都保完全等同。本书指出，以人户为中
  心，乃是黄册里甲的基本编制原则。明代江南许多地方乡村建置十分复
  杂，都图与都保并存。都保并非保甲制的两级单位。而都图亦与都保有
  别，二者既有交叉，又各自成为系统。都图以人户划分为主，属黄册里甲
  编制；都保为地域区划，属鱼鳞图册系统。里甲编制与自然村的分布并不
  一致，但二者存在一定的统一性。
    (四)甲首户问题。《明史》认为每甲只有一户甲首，每里共有十户甲
  首。有关明代黄册里甲的多数论著，亦持此种看法。本书指出，遗存至今
  的黄册文书档案以及明代一些正史、方志之中的大量记载都确凿表明，明
  代每里设百户甲首。明代甲首已与宋代有所不同，不当作一甲之首来
  理解。
    (五)户丁户考释。明代以前的户丁一般指一户之下的成丁男子，而
  明代的户丁并非仅仅指丁男个人，亦指一户。在很多场合，户丁是指正式
  载于官府册籍户头之下的子户而言的。徽州、福建等地遗存的明代文书证
  实了户丁户存在的普遍性。
    (六)黄册人口登载事项。人口史的研究中，对明代人口尤其是明初
  人口的估计分歧很大。或认为“明初人口在一亿以上”，其基本论点是，
  明代黄册所载人口数字不包括妇女在内；或反对此种观点，而认为明代黄
  册所载人口包括妇女在内。不过，后者仍主要是依据文献资料得出结论
  的。本书通过黄册文书档案本身，对该问题作了进一步考察。从遗存至今
  的明代一系列黄册文书档案来看，都确凿无疑地证实了其人口登载事项均
  包括妇女在内。   
    (七)黄册制度与明代人口统计。有学者提出明初黄册人口统计存在
“不亏原额”的规定，又认为《诸司职掌》所载人口数字是户部“炮制”
的。本书指出，所谓“不亏原额”说，不过是对史料原文的误解，实际并
不存在；明代存在两种不同的户口统计系统，《诸司职掌》所载人口数字
当是属于与黄册不同的另外一种统计系统。并对何炳棣先生的明初人口统
计“重点转移”说提出了质疑。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使赋役之征
“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乃是明代人口统计失实的根本原因。明代人口统
计出现了“纳税单位”，虽然其发展趋向十分明显，但即使到明代后期，
其官方数字也仍然是混合各种类型人口统计的产物，尚不能一概称之为纳
税单位。
    (八)黄册制度的本质及其衰亡原因。朱元璋在明初建立赋役制度的
基本思想是“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凡属明王朝统治下的人民，
除了要缴纳田土赋税以外，还都必须无偿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徭役。这也是
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一直遵循的基本原则。这种赋役制度的基本点是必
须以人户为中心。明代黄册里甲编制的基本原则是，每里110户，分为10
甲，轮流应役。其实质是把大明帝国统治下的人民都无例外地组织到黄册
里甲之中，以便更有组织、有效地坚持封建徭役制度。此即是以人户为中
心的明代黄册制度的本质。然而，宋代以后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
化。特别是到了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与以人身奴役为特征的封建徭
役制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明代土地私有发展扩大，土地买卖更加频
繁，人户的消长与贫富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里甲编制均衡的被打破不可
避免。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更为人口的流动提供了客观条件，并使赋役
的纳银化成为可能。黄册制度的衰败已是历史的必然。黄册制度是中国几
千年来封建徭役制度的继续，同时也是它的终结。
    第三，对明代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基本问题的探索。
    (一)业户占有土地分布形态。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经历了土地私有和
土地买卖等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业户占有土地呈现出一种犬牙交错、极为
分散的状态，明清时代更为突出。本书根据遗存的黄册文书档案有关资料
的统计分析，得知业户占有的土地分布在本图者一般仅为一半左右，而另
一半左右则分布在外图外都。这种业户占有土地的分散状态，又使其在经
营管理上有自己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制经济，而不是
庄园制经济。
    (二)土地买卖。土地允许买卖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之一。明清时
代这一特征更为突出。在明代黄册的新收与开除项下，详细地记录了各户
每十年大造的一笔笔田土买卖。通过对黄册所载的统计分析可知当时的土
地买卖十分频繁，交易量相当可观。一般业户在十年之间的土地买卖交易
量，多占其土地所有的百分之二三十以上，有的业户高达一半。同姓之间
的交易仍有很大数量，宗族关系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不同姓氏之间的交易
亦占相当比例，土地买卖已打破了宗族之间的界限。
    (三)明清大户经济形态。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地主制经济的研究，长
期以来多着重于地主与佃户关系方面的阐述，对地主自身经济的具体形态
则很少论及。本书依据黄册文书等档案资料，对明末清初一户大户地主的
经济状况，诸如人口情况、土地所有、土地买卖等，作了微观考察；着重
分析了其人户构成情况和经济结构。并以此为典型，进而剖析了中国封建
社会地主自身经济存在的具体形态，其大致可分为累世同居共业、析产而
未分户、析产随即分户三种类型。对析产而未分户这一类型作了重点考
察，指出其经济结构是：在诸子均分制的原则下，形成了经济上各自独立
的子户；在此基础之上，同时存在多层次、多分支的宗族所有制。又据黄
册归户底籍资料考察，即使占有土地不多的一般业户，其户内的经济关系
亦多为总户与子户这种关系。
    (四)土地所有与明清农村经济结构。遗存至今的黄册文书档案虽然
很少，但其中有的文书亦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一个图(包括几个自然村)的
各户土地占有的完整数字。通过对明末徽州府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各人户
土地占有量的统计分析，可知该图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户，只占有不到百分
之十的土地；另一方面，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户，却占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土
地。正是由于这两方面在土地占有上的巨大差别，从而形成了封建社会中
地主剥削佃农的地主制经济方式。该图自耕农经济也占有一定的比重(约
为百分之三十)，但可明显看出地主制经济是占主导地位的。地主制经济
为主体，自耕农经济占一定比重的经济结构，在明清时代具有普遍性。占
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富户，乃是中国古代农村中的一个客观存在。土地占有
的集中与分散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时因地而异。中国古代农村社会，不能
简单地归结为只是地主与佃农这种二元结构，对地主富户的历史地位与功
过亦应作全面评价。然而，在多种类型经济中，地主制经济是占主导地位
的；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为其基本关系。

第五章万历九年清丈归户亲供册
    在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徽州文书中，有一本《万历九年清丈二十七都
五图归户亲供册》。该册纵28．1厘米，横26厘米，厚约3厘米。连皮计
648页。封面、封底均为牛皮纸。封面题“万历玖年清丈贰拾柒都五图归
户亲供册”。正文计637页，皮纸墨抄。其所载主要内容是，经过万历九
年清丈二十七都五图所属各户的归户田土税亩及麦米税额。该文书本属安
徽省博物馆藏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系列文书中的一种，它不仅是考察明
代黄册底籍的珍贵资料，亦为研究明清时代的农村经济结构提供了宝贵
素材。
    一  曾乾亨与休宁万历九年清丈
    如上所述，《万历九年清丈二十七都五图归户亲供册》这一文书，属
于安徽省博物馆藏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系列文书中的一种，是与二十七
都五图黄册底籍一起被保存下来的。系清初抄本。据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
籍载，可知该文书的所属地点是明代南直隶徽州府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
    从其封面所题即可得知，该文书的攒造，与张居正在万历时期推行的
有名的土地清丈运动密切相关。土地清丈是张居正赋役改革的基础。为实
行赋役改革，张居正于万历九年至十年(1581—1582)曾在全国范围内大
力推行土地清丈。历史记载表明，这一清丈在大多数地区是认真执行了
的，因而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论者也指出，其在某些地方亦有草率从事、
弄虚作假的。因此，首先必须对与该文书的攒造有直接关系的休宁万历九
 年清丈加以考察。
    休宁万历九年清丈是在曾乾亨的主持下进行的。
    曾乾亨(1538—1594)，字于健，号健斋，江西吉水人。万历五年
  (1577)进士，授合肥令，调休宁，擢监察御史，累官大理少卿。曾乾亨
  出身官宦世家。父存仁，官至云南布政使，“初为仪曹郎，大礼议起，力
  排何渊，议非是直，声彻海内”，又曾抗抑宦官，忤旨被逮系诏狱①。兄同
  亨，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颇有政绩。曾乾亨生于浙，少被父“携
  宦闽、粤、黔、滇间”②。21岁中举，其后师从著名理学家罗洪先。注重
  经世致用，曾说：“学问全在用处，见用处有效，方是学。”③40岁举进
  士，开始仕宦生涯。曾乾亨为官堪称清正廉明，刚直不阿。《明史》称：
  “乾亨言行不苟，与其兄并以名德称。”④
    曾乾亨举进士后除合肥令，又调休宁，其中还有一番政治背景。史
  载：“丁丑(万历五年)成进士。适江陵夺情辅政，先生(即曾乾亨)业
  具疏且上。而邹尔瞻疏先人，谪戍黔。先生因为尔瞻赋夜郎赋，其词激烈
  悲愤。稍闻之，当事者会除合肥令。合肥衢固剧，先生幼知四方，善理
  剧。已移休宁，休宁剧视十合肥，然无以难也。……休固腴而啬，又善
  诟。当事以尔瞻故，日伺状□，与邑以为蠹。先生若不闻……”⑤
    关于休宁难治，他处亦有记载：“休易(邑)故新都岩邑，民俗习于
  贾，称多财黠讼。讼不胜，卒能以财致强有力者，术胜之。先有令兹邑
  者，以卒易败，而邑遂号难治矣。”⑥
    然而，合肥与休宁的难治，并没有难倒曾乾亨。先是，曾乾亨任合肥
  令，政绩卓著，遂“由合肥著名”。万历七年(1579)，移治休宁。当时，
  “客有讽侯(曾乾亨)者日：  ‘今天子明圣，综核尚严，而休易俗狡悍，
  多积蠹，其政莫若猛。猛则取赫，赫在旦夕耳。’侯日：‘令称亲民，焉用
  猛。且天子仁覆天下，岂欲以严绳下哉。将用法，以成其仁也。……为政
  者独患率易耳，易而猛，政之敝也。苟急于名，如民何?敢谢客。’于是，
下车召邑父老子弟，至诚谕之，期与更始。……虑讼易烦而简之，虑刑易
严而宽之，虑举动易轻而慎重之，虑吏胥易肆而防范之……因其地以宜其
民，酌其时以矫其治……而神精至意深入于民，真若一家之相为周旋，一
体之相为联属也。以故侯初至无赫赫之名，居二年而政通人和，上下胥
悦。”“其治大氐略近功，持大体，务教化，薄诛罚，有古循吏之遗风
焉。”“比三年而政成，四境大治。所部章十数上，推贤惟令君。”“后
先荐书凡十数上，当事败，乃召人侍御史。”
    曾乾亨治休宁的主要政绩有，改靡曼奢侈之俗，申里胥党政之教，朔
望视学，肃诸生讲书，重教右文；平冤息讼，案巨猾，磔渠魁，不搞牵
连；鞫伪券，杜请托，蠲进牒礼金，树清廉之风；等等。而其*大的政
绩，即是他在休宁主持的万历九年清丈，及其以后赋役黄册的攒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