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英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演变(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

bsp;序
    齐世荣
    赵军秀同志的力作《英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演变》即将
出版，索序于我。我由于指导过她的博士论文，并同她这一辈的
中青年学者有较多的来往，故愿借此机会谈谈对她的著作的看
法，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些感想。
    英国的海峡政策，是“东方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
问题”包括的范围很广，涉及欧洲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
的激烈、复杂的国际斗争，海峡问题是其中的一个焦点。赵军秀
同志把英国的海峡政策作为研究重点，力图通过对这一政策的整
体性研究，揭示英国中近东战略与其“欧洲均势”政策、“帝国
防御”政策以及外交总战略之间的内在关系。英国的海峡政策
还与列强在中近东地区的角逐密切相关，赵军秀同志对大国外交
的“均势体系”和“补偿原则”也做了深入的分析。赵著探讨
的重点从1875年近东危机开始，至1923年洛桑会议止。**次
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由于独立
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近代史上存在一个多世纪之久的“东
方问题”也随之结束。纵观全书，作者首先在搜集材料上下了
很大工夫，力图从原始资料人手，并参阅了大量的外国学者的有
关著作。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自己的研究论点，其中如对英帝
国“欧洲均势”政策和“帝国防御”政策；欧洲列强的“均势．
原则”和“补偿原则”的分析，都是颇见功力的。
    赵军秀同志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我认为，
 一个学者的成就，基本上取决于三个因素：**，勤奋；第二，
天资；第三，机遇。勤奋，是*主要的。黄侃说：“凡古今名人
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
编》，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页)黄侃是一个大学者，自幼聪
慧过人，但他并不认为天才是学者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而把
“辛苦”看做**位因素。他一生勤奋治学，临终前一天还圈点
《唐文粹补编》两卷。赵军秀同志不属于特别聪明的类型，但她
很勤奋，而且有谦虚的优点，常对我说某某人比她强。老子说：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赵军秀既努力，又有自知之明，从不
自满，所以能有所成就。天资，当然重要，但真正可以称得起
“天才”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就大多数人而言，彼此之间的资
质相差不大，关键在于谁更努力。即使是天才，如不努力，也将
一事无成。机遇，包括许多方面，大如生活于什么时代和国家，
小如个人的家学、师承以及特殊的遭遇，等等。赵军秀同志于
1969至1972年在陕西宜川插队；1972至1977年当铁路工人。
正当求学的大好时光，她失学了，这是她的不幸，但不幸中有
幸，就是接触了社会和基层，作为研究历史的人，有无丰富的社
会经历和体验，是大不一样的。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赵军
秀考入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这是
她一生*大的机遇。此后，调至北京工作，首都的学术氛围和丰
富藏书，是她又一次难得的机遇。机遇来了，还要抓住，抓不
住，等于没有。就我所知，赵军秀从来首都师范大学之日起，一
直努力不懈，可谓善于运用她的机遇。
    赵军秀的《英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演变》一书，是在她
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她的博士论文从准备到通过，共
用了四年。以后又用将近五年时间修改，终于定稿成书，前后共
费时九年，可谓“十年磨一剑”了。近些年来，学术界滋长了
一种“三浮”的不良学风，即浮躁、浮浅和浮夸。“浮躁”，就
是顾炎武所批评的那种“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学风(顾炎
 武：《与潘次耕书》)，今天又复出现，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一
些人追求数量，自诩一年写了几部书、几十篇文章。这样写出来
的东西，当然很浮浅，有些则根本是废品。学问之成，要当穷年
累月，孜孜不怠，非可幸致。“浮夸”包括两个方面，他人的吹
捧和自己的“老王卖瓜”。他人的吹捧，如“创造性”、“填补空
白”之类的溢美之词到处飞。自卖自夸，则如敢于大讲特讲、
大写特写自己知之甚少或根本不懂的东西。在金钱拜物教的影响
下，学术丧失了尊严，变成了牟利的工具。我认为，有志气的中
青年学者应当抵制这种歪风邪气，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
著作。恩格斯说：“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
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
犯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92页)我们大家，无论中青年学者还是老年学者，都应当认
真学习马克思这种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
    我已年过80，老而无成，愧对诸位先师的教导。然而，数
十年的见闻经历使我深知一个道理，愿以奉告军秀同志和各位中
青年朋友，这就是：学者的价值在于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科
学，尽力把自己*好的东西奉献给社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
须努力，努力，再努力，直到生命的*后一刻。
    2007年4月18日于北京，时年八十有一

 “东方问题”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跨世纪的热点问题。在
“东方问题”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矛盾：一
是欧洲列强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围绕着如何对待日趋衰落的奥
斯曼帝国所产生的矛盾和斗争(肢解它、瓜分其遗产还是维持
其现状)；二是奥斯曼帝国为反对列强干涉与欧洲大国之间的矛
盾；三是帝国内部少数民族为摆脱土耳其统治和压迫，争取民族
独立，与素丹政府的矛盾。这三方面矛盾和斗争交织在一起，使
“东方问题”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错综复杂，深刻影响着18
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大国关系和欧洲外交，甚至成为**次世
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笔者选择“英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演变”为研究课题，
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英国的海峡政策是“东方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内外学者对“东方问题”的研究，比较集中在18世纪末的两
次俄土战争、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独立运动、19世纪30至40
年代的两次土埃战争、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
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等几个时段，且研究多从俄国对奥斯
曼帝国政策的角度，主要涉及的是俄国向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
-k——黑海两海峡、君士坦丁堡及巴尔干半岛的扩张以及由此产
生的国际纷争。笔者虽然将时间范围设定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
初，但18世纪末至1875年仅作为背景，简略回顾和概述了这一
时期随着“东方问题”的产生，英国对中近东地区的关注以及
 英国对土耳其海峡传统政策的缘起和形成。研究和探讨的重点放
在1875年近东危机至1923年洛桑会议召开和《洛桑条约》签
订，并以英国海峡政策的演变及演变原因为独特的研究视角。目
前尚未见到国内学者对这一时段这一问题的整体性研究，国外学
者虽有一些研究，但偏于概括，深入分析方面不够。笔者在借鉴
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阅读了大量相关的外交文件、档案资
料、书信集和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并注重采用*新公布的《英
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等颇具权威性的资料，使研究建立在较
为坚实的基础上，力求做到内容翔实、观点明确、论据充分
可信。
    其二，英国的海峡政策，在英国近代对外政策中占有显著的
地位。从英帝国形成和发展的历程看，“欧洲均势”政策和“帝
国防御”政策是两个互为关联、不可分割的重要问题。一部英
国近代外交史，可以看做是英西、英荷、英法、英俄和英德争霸
史，英国总是联合欧洲大陆的次强，遏制首强，通过维持“欧
洲均势”，夺取和巩固海上霸权，并对其海外帝国进行防御。笔
者力图通过对英国海峡政策的整体性研究(同时涉及英国的埃
及政策、苏伊士运河政策和中亚政策)，深入具体地揭示英国中
近东战略与其“欧洲均势”政策、“帝国防御”政策以及外交总
战略之间的内在关系。
    其三，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英国的海峡政策不是孤立
的。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任何一个强国想在欧洲取得支配地
位，都必然要竭尽全力去控制欧洲的侧翼——中近东，因此，英
国海峡政策的形成和演变，集中反映了欧洲列强在中近东地区的
争夺与勾结，体现了欧洲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验证了大国外交
的两个主要特征：“均势原则”和“补偿原则”。正是列强维持
中近东“均势”的需要，才使行将衰亡的奥斯曼帝国又苟延残
喘地生存了100余年，也正是在不能完全维持奥斯曼帝国独立和
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列强又纷纷追逐补偿。如一国在奥斯曼帝国
 某一地区、某一领域获得优势，他国则要求补偿。英国的海峡政
策不仅从属于英国对外政策的总战略，而且与列强在这一地区的
角逐及纷繁的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英国的海峡政策涉及近代史
上欧洲的主要列强，它也从一个侧面深刻反映和揭示了这一时期
欧洲形势的特点及大国关系的本质和走向。
    其四，当代中近东地区，包括巴尔干和海湾地区许多纷繁的
国际争端乃至激烈的冲突(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都直接间
接起源于19、20世纪列强在这一地区的角逐。列强的勾结是暂
时的，争夺是永远的，列强的争夺与勾结是中近东地区动荡不安
的历史根源。笔者通过分析和阐释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与
俄、法、德、奥等国在中近东地区的相互争夺与勾结，共同瓜分
奥斯曼帝国的实质，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和阐释了当代重大国际
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全书以英国中近东战略为线索，集中分析和
论述了英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缘起和演变。
    18世纪末，俄国向南扩张并发动两次俄土战争，揭开了列
强在中近东地区争夺的序幕，“东方问题”随之产生。出于维持
“欧洲均势”、维持地中海地区战略平衡的需要，也出于确保英
国通向东方之路的畅通及英印帝国边界安全的考虑，英国历经几
代政治家，从小威廉·皮特、乔治·坎宁到亨利·帕麦斯顿
(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传统的中近东政策逐渐形
成。这一政策有两个*显著的特征：**，英国竭力主张维持奥
斯曼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以此遏制欧洲其他大国特别是俄国
在中近东地区的扩张；第二，英国坚持土耳其拥有对黑海海峡的
主权，宣称“当土耳其处于和平时期，海峡对外国战舰关闭”，
限制俄国战舰随意出人地中海，破坏地中海地区的现状。在帕麦
斯顿担任外交大臣期间，英国利用中近东的动荡形势和土埃战争
的有利时机，于1841年与法、俄、普、奥四国签订了《伦敦海
峡公约》，公约集中体现了英国在中近东地区的利益要求，公约
所确立的原则，在1856年《巴黎条约》、1871年《伦敦条约》、
 1878年《柏林条约》中多次加以肯定和重申，成为数十年英国
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主旨。
    然而，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德国统一后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强国，国际关
系及大国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新形势下，英国中近
东战略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完全坚持传统政策已不可能，也不再
符合英帝国的整体利益。
    从1875—1878年近东危机到1923年《洛桑条约》，英国政
策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其演变趋势大体如下：1875—1878年
近东危机期间，英国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内巴尔干半岛诸国的独立
已是大势所趋，若继续固守传统政策将限制自己在中近东地区的
行动，因此逐渐从坚持土耳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后退，开始
将海峡问题与整个“东方问题”，特别是与巴尔干问题区别开
来，英国全力维护自己在海峡和亚洲土耳其的利益，并通过
1878年的《柏林条约》基本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一时期，英
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演变初见端倪，英俄在近东和海峡地区的
对峙加剧。近东危机后，英俄在中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885
年在阿富汗边界发生了“平狄危机”，两国濒临战争边缘。为阻
止俄国势力通过中亚地区向印度边界的推进，英国试图使自己的
战舰获得进人黑海打击俄国的权利，当这一愿望遭到欧洲诸国的
联合反对时，英国陷入极度的外交孤立。为摆脱孤立，英国于
1887年2月和12月两次与奥匈、意大利签订了《地中海协定》，
并使土耳其成为地中海联盟的一员。英国在欧洲采取有限合作政
策对抗俄国，保卫自己在地中海和海峡地区的利益。然而，英国
只想享受同盟的优惠，却不愿承担同盟责任的策略，使《地中
海协定》从一开始就十分脆弱。随着19世纪90年代法俄同盟的
建立、1894—1896年亚美尼亚危机的发生以及《地中海协定》
续签谈判的失败，英国的政策未能完全奏效。英俄在海峡和近东
地区的矛盾依然十分尖锐。
     20世纪初德国迅速增长的海上实力，逐渐威胁到英国的海
上霸权，英德对抗加剧。在新形势下英国政府开始考虑调整英国
与法、俄的关系，在与俄国就解决中亚争端的商谈过程中，英国
首次提出以土耳其海峡为交易，促使俄国在中亚问题上让步，并
于1907年8月与俄国签订了协约。但该协约的条文实际并未涉
及海峡，英国只送给俄国一张日后按俄国意愿修改传统的海峡规
则、解决海峡问题的空头支票。没有在海峡问题上的默契，即便
有了英俄协约，英俄关系仍然是紧张和有裂痕的。**次世界大
战前，俄国从未放弃过向波斯和中亚的进一步扩张，英印边界始
终处于不安宁状态。海峡和中亚问题共同构成大战前英俄关系中
的“良性肿瘤”。直至**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终参加协约
国一方作战，为使俄国能够全力以赴在东线作战，减轻西线及海
上的压力，英国才与法国联手，于1915年3---4月与俄国签订
《君士坦丁堡一波斯协定》  (即《海峡协定》)，应诺战争结束
后，俄国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命运。但
《海峡协定》并不是英法对俄国单方面的让步，英国不仅得到了
波斯中立区以及把埃及变为保护国，还使俄国接受了英法对奥斯
曼帝国亚洲领土的其他补偿要求。《海峡协定》揭开了列强全面
分割亚洲土耳其领土的序幕，战时一系列的秘密协定随之出笼。
《海峡协定》的签订，虽然使英俄长期以来的对立和矛盾在战时
特定条件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却不能成为解决海峡问题的*
终归宿。
    随着战局的发展和变化，中近东战场出现僵持局面，英国政
府开始考虑利用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以建立新的阿拉伯王国来
取代土耳其帝国，继续充当自己在这一地区利益的维护者。但英
国试图在中近东地区实行双轨外交，将战时盟友法国及阿拉伯两
方面都纳入自己战略安排的意图，在动荡变化的形势下，不仅不
切实际和无法实施，而且为战后“东方问题”的解决留下诸多
后患。随着十月革命的发生和俄国退出战争、**次世界大战结
 束及土耳其战败投降，协约国内部争夺日趋加剧。英国为了维持
战争后期在中近东地区取得的优势地位和加强对土耳其的控制，
既需要与法、意合作，共同逼迫土耳其接受被瓜分的现实以及遏
制和破坏土耳其与苏俄结盟的可能；又必须防范法、意，特别是
阻止法国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扩张。由于战后国际局势的复杂多
变，协约国与土耳其关于和平条约的签订一拖再拖，成为战后*
难产的和约。
    1920年8月，在英国的主导和操纵下，炮制了对土耳其极
为苛刻的《色佛尔条约》，并迫使土耳其素丹政府承认和接受。
但法、意认为该条约没有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了不合作的
态度；同时，以凯末尔为首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组织奋起反抗，坚
决抵制条约。由此，《色佛尔条约》的夭折是不可避免的。在不
断调整对土耳其政策的过程中，英国政府逐渐意识并*终承认，
英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独自安排和操纵战后土耳其的命运，而英
国*为关注的土耳其海峡问题必须与整个“东方问题”一并
解决。
    从1920年秋冬至1923年夏，英国政府从现实考虑，被迫从
坚持《色佛尔条约》的强硬立场后退。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英
国与其盟友法、意之间历经了反复协商、明争暗斗、讨价还价和
多次陷入僵局的谈判，由于充分意识到苏俄势力在这一地区的重
新崛起，为争取外交主动，英国才*终放弃对土耳其所采取的激
进政策，再次与法、意携手，并通过召开洛桑会议，完成了持续
三年之久悬而未决的土耳其和平条约的签订。《洛桑条约》和
《关于海峡制度公约》的签订，标志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
终结。
    随着独立的土耳其新国家的建立，近代史上存在一个多世纪
之久的“东方问题”也随之结束。
     第七章
    麦克马洪一侯赛因通信与
    《赛克斯一皮科协定》
    (1915—1918)
    1915年《君士坦丁堡一波斯协定》(《海峡协定》)签订以
后，英国政府开始考虑寻求新的目标取代土耳其，为自己在中近
东地区的利益服务。对中近东地区，英国首先关注的是战局的进
展，在战时特定条件下争取中立国的实际需要以及与法俄两个盟
友的协调关系；此外又必须考虑自己的特殊利益和长远的战略地
位。怎样才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是英国的当务之急，必须面对和
解决。但在这一问题上，英国政府存在诸种意见分歧。英国战时
委员会、外交部、负责中近东事务及印度事务的官员和印度总督
各持己见，难以形成统一的决策。尽管各方在维护英国根本利益
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缺乏共识。英国
与阿拉伯部落王公之间的麦克马洪一侯赛因通信以及英法之间的
《赛克斯一皮科协定》正是在这种复杂背景下产生的。两者都是
英国政府协调各方面关系，借以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尝试。一些
学者认为，英国几乎在同一时间与阿拉伯王公和法国代表进行谈
判，蓄意对双方进行欺骗和隐瞒，对土耳其亚洲领土做出了互为
矛盾的承诺，采取了一女二嫁的外交谋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
笔者认为，还应该注意到**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中近东政策本
身的矛盾和复杂，在动荡的形势下，为在*大程度上维护自己在
 这一地区的利益，英国一直在背离传统政策与尽量拖延放弃传统
政策之间周旋，因此又不能简单将英国的策略看成是欺骗。要看
到英国试图实行双轨外交，将法国和阿拉伯两方面都纳入自己战
略体系的意图以及实现这一意图的不切实际和力不从心，英国预
期的目标和实际能做到的相去甚远。只有从整体分析和探讨英国
这一时期在巾近东地区的战略和策略，才能解释其政策的相互矛
盾性，才能阐明其政策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根源及实质。
    **节《德邦森报告书》与英国在
    中近东的战略设想
    早在1915年3月10日，英国战时委员会讨论土耳其海峡问
题时，就曾为英国若同意将海峡交给俄国需要提出什么作为回报
发生激烈争论。陆军大臣赫伯特·基奇纳与海军大臣温斯顿·丘
吉尔两人认为，英国应该提出“在地中海叙利亚沿岸*好的港
口亚历山大勒塔建立海军基地”的要求。①基奇纳特别指出亚历
山大勒塔的重要性。他认为，随着战事的发展，如果根据秘密协
定俄国获得君士坦丁堡，法国得到叙利亚，意大利也为自己攫取
了东地中海的重要岛屿罗得岛，亚历山大勒塔无论被其他任何国
家占领，都将构成对英国控制埃及的威胁。②丘吉尔基本同意基
奇纳的分析，并且认为英国如果成功地击败德国的海上势力，完
全有能力在地中海建立反对法、俄的舰队。显然，基奇纳和丘吉
尔在考虑建立海军基地时，主要的针对目标不仅有战时的竞争对
手德国，而且还包括共同作战的盟友法俄。但恰恰在这点上，劳
 合·乔治有所顾虑，担心在亚历山大勒塔建立海军基地触犯法国
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将引起与法国的不和”，①甚至会影响到欧
洲主战场的战争进程。由于意见分歧，3月10日的会议没有提
出具体的领土补偿要求，但这一问题却深深困扰着英国政府的决
策者。
    3月19日，战时委员会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在这次
讨论中，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增加
英国的海外领土，究竟是加强还是削弱英帝国的力量”，他明确
表示：“目前瓜分土耳其领土的时机尚未成熟。”②就格雷的本意
而言，他不赞同提出具体的领土补偿要求和进一步进行领土扩
张。格雷认为巩固英国在海外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的是在中近
东建立一个由英国扶植的阿拉伯王国替代已经投向同盟国的土耳
其，以阿拉伯王国作为英国通向东方之路的屏障区和保卫印度属
地的卫兵。格雷还特别强调，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情绪正好能够适
应英国的需要，为英国这一目的服务。对于格雷的想法，首相赫
伯特·亨利·阿斯奎斯也有同感。但战时委员会大多数成员不愿
轻易放弃扩充英帝国实力的机会，仍然沉湎于领土补偿，继续喋
喋不休地争论控制什么地方对英国*为合适。基奇纳在强调亚历
山大勒塔之后，还进一步提出美索不达米亚对于英国的重要性。
他说，英国“如果拥有美索不达米亚，就等于控制了波斯湾、
红海和埃及”。③涉及亚历山大勒塔与美索不达米亚时，战时委
员会的另两个成员，劳合·乔治和亚瑟·贝尔福也支持基奇纳和
丘吉尔(陆军部和海军部)的观点。但阿斯奎斯与格雷依然坚
持己见，不愿明确提出对这一地区的具体要求。